作者 吳易澄 2011.01.23

「……不去捍衛，不去征戰/當雨水落在墳墓上腐爛不動的花朵/你們的盲目/勝過那裏的花圈」。隔著手機話筒，隔著纏繞鐵絲網的部隊圍牆，隔著政治迷霧籠罩下的一團巨大苦悶，我在軍中向友人朗讀一段智利詩人聶魯達的長詩。

大學畢業，與友人一起完成了一張以賴和為名的音樂專輯後，隨即受國家徵召入伍，成為國軍的一員。入伍期間，經歷著以往未曾有過的抑鬱，但與其說是嚴格軍事生活的衝擊，不如說是面對權力的殘跡所感受的，一種無可容忍的擔憂罷。而能夠讓自己在憂悶的精神生活裡獲得稍微的解放的，也只有在那無論怎麼拉撐撫平都無法服貼的迷彩服裡塞入的幾本詩集。

在每天解構著人體肌理血肉的醫學院裡，我選擇參加詩社。或許是在重考班裡目睹自然組學生爭食知識的慘烈，重獲自由後，以為加入詩社，能挽回我應有的氣質與浪漫。

然而以痢疾原蟲「阿米巴」為名的詩社，卻以廣伸偽足為志。在堆滿雜亂報章書籍的社團辦公室裡，沒有人一字一句地推敲詩的詞句結構，卻透過琳瑯滿目的讀書會與工作隊，把人推向一團令人難以喘息的現實。而我的所有關於歷史的、政治的，乃至於階級與性別的關懷，便是一次一次在不斷地與世界遭逢認識而建立起來的。

賴和這位抗日先驅，是第一堂社團活動補充資料的主角。影印資料裡的賴和像有些模糊，依舊是那幀表情蒼白面容平庸的畫像。至於那些所謂的詩與小說，讀來不通不順，修辭普通，一開始真的難以理解這何以被稱作台灣新文學之父。然而，在逐漸瞭解他所對抗的是一個高大而傲慢的政權，他僅僅擁有的武器是破碎的語言，才知道原來他作品的生命，必須藉由他所身處的境遇來理解。

我們不被要求交出詩作，卻常常被帶往街頭抗爭的現場。在短短一兩個學期間，我們前往台機工人露宿高雄市府、面臨工業區威脅的七股海岸，萬丹汞污泥污染地，或是為愛滋病人奔走的工作室等。那些第一線的接觸，讓我逐漸瞭解即使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都必須如何捍衛著自己巨大的生命價值。

有些畫面畢竟成為了這一生難以忘懷的美學經驗。譬如有一夜拜訪了鹿港苦力群，低矮的房舍裡，從天花板懸掛著一帶一帶琉璃海洋般的藍水帶，在昏黃的燈裡，幾乎美得像詩。也記得在競選晚會的會場上，台灣本土書店的店員跑來向友人告知創店的老闆過世的消息，朋友凝望夜空的那雙悲愁卻充滿責任的雙眼，讓我忘卻現場的喧鬧震天。反戰遊行的行列中，黃絲帶結在鐵蒺藜與巨馬上，開成一片在風中搖曳著和平之願的花海。隊伍中間點起了一盞天燈，天燈上寫著「和平」，在抗議群眾與武裝警察的注視下，緩緩飄入天空……

剛上大學的時候，我曾驕傲天真地為文批判醫學院「缺乏人文精神」，卻遭到一名曾投入黨外民主運動多年，如今遠在英國修習哲學的學長，很不客氣地以「道在屎溺之間」回應。他曾讓我們詩社的許多人感到當頭棒喝的一句話是「以命相許即是詩」。「以命相許」，那就是投入生命全部的能量。而以命相許要換取的，必然是他認為那些值得以生命交換的條件。於是，不管你寫不寫詩，當一個人的行動決定不去閃躲那些威脅自己的生命來取得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尊嚴，那些高於肉體的存活的價值，那才是真正的具備了成為詩的條件。

當我嚮往著電影《春風化雨》(Dead poet Society)裡一群憂鬱少年摸黑在洞穴裡群聚讀詩的浪漫角落，繼而被帶往攤在陽光下血淚斑斑的現實世界時，我終於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再回到那個穴居於幽暗王國貪食甜膩詩文的矯揉過往。

於是，我的詩社生活，就一面閱讀著台灣自日治時期到黨國體制下的專制獨裁，人民血淚交織的抗爭史開始。當我們自豪著參與了台灣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時，才又驚覺我們仍需面對每下愈況的環境與階級等現實問題。

或許我的閱讀仍不夠廣博，但是有些詩句不需雜多，就足以讓人窺見世界。胸腔科詩人江自得寫了一本以《從聽診器的那端》，幾乎是在文學路上的指引，告訴我原來從聽診器傳來病人的咳嗽、喘鳴，都是人類社會有病的呻吟。曾經在營隊裡聽他講述知識份子應有的擔當，循著這個指南，我也得以一步一步往台灣，乃至於世界的文學與精神史探去。

詩社裡一本乏人問津的詩論，寄載著老詩人桓夫寂寞的感懷：「只是寫詩有什麼用……」寫詩有什麼用？長久以來的自我詰問，令人幾度懷疑，又幾度振筆疾書，以為自己就那麼正義凜然地成為一名抗議之士了。有些大學同學或學弟妹為了應付國文課的作業，跑來求助於我，他們問起鄭愁予、余光中與席慕蓉，我只能苦笑以對，卻也有點分不清那是對自己的汗顏，還是對他人的無奈。

畢業後，緊接著是軍旅的生活。在眼見到處仍充斥著黨國時代留下來的權力符號，加上雄性威權建構起來的傲慢社會，常常有一種亟欲抒發的急切，以及有苦難言的鬱悶，彷彿一缸墨水卻只能接上一處細水慢滴的出口一樣。每天唱著舊時代軍歌，喊著過時口號，並不時貶抑歧視弱勢者的日子裡，我一方面驚覺文化強殖的力量並不會隨著制度改變而消散，並也同時感到越來越能同理過去台灣經歷各種形式的壓迫，包括帝國殖民、黨國威權專制底下，許多創作者以抵抗姿態寫詩的心情。此時我迷上的，是以《漫歌》長詩描繪南美殖民歷史的聶魯達。

近年來，有些詩論非議著「陷於政治泥淖」的詩文，譬如在一本詩選的序文裡，編者模糊地評價著某個以電話恐嚇執政者的詩人，說這位詩人「放棄詩的語言，成為社會案件的主角」，而另一位政論者卻「以傳布詩為樂事，反而成為詩獎的得主」；於是他歸納出「唯有獨立自己，獨立詩，才會無所畏懼創造新聲音」的結論。我想起自己的文學啟蒙，仍會為這樣的說法感到難以理解，甚至憤慨。

確實，台灣社會在這幾年間，面臨的是一個更加混亂而價值難尋的時代。舊威權的垮台並不意味著民主自由的翩然到臨，反而有更多權力的殘跡仍擾動著民主前進的腳步。政黨惡鬥、媒體坐大，偏偏又遇上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熱烈地席捲全球，社區潰散，環境破壞，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資本家惡毒，小農無以為繼，卡奴燒炭自殺……比起過往只有一個將專制政權打倒的目的，如今人民面臨的困境其實更是空前的棘手。

也許過去有許多人(包括詩人)，將希望寄託在政黨的力量，如今許多的社會問題，就不再是單單透過政黨的角力就能有所解決的。繼舊威權垮台而起的是一個更混亂的社會，那種無所適從的無力感，是任何一個關注台灣社會並也曾投身其中的人，都必須面對的尷尬處境。

與人民站在一起，並努力書寫不輟；具備這種條件的創作者，面對文字必然是謙卑而無爭的。他們不在乎與不同立場的創作者論辯，反而只急切地思索人民與土地的生路。聶魯達在他的諾貝爾得獎感言中是這樣說的，「最好的詩人，就是給我們日常麵包的人。」也因為這樣，我常希望可以將出現在自己生活裡那些動人的形象寫入詩句，卻又往往發現自己有限的文筆無法承載他們精彩的生命本身，憤而將佈滿塗改痕跡的詩稿揉去。

進入醫院實習後，雖然暫時停頓了詩社的參與與詩的創作，然而更多闖進生命的，是一個個遭逢病痛的個體。我曾與一位肝硬化病人以每天一句「來換藥喔」與「謝謝」這般簡單的對話度過一個月。換科實習後，本想回去看看他，卻得知他在我換科那晚過世。在小兒科病房，患癲癇的孩子的家長為著小孩的抽搐難過失聲，也為著短暫的清醒而欣喜流淚。一位精神科病房的精神分裂病患，在外出活動的路途中，摘了一朵小花送給另一位躁鬱症的朋友，說「要好好照顧它喔」。

從這些病友的身上，我看見他們對生命的誠實與坦然，看到了堅毅與慈悲。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些，才是我長久以來在詩海裡尋覓的要素。有別於如今社會瀰漫的政治狂熱，凝視並嘗試詩的創作，其實只是希望能夠能用有限的語言，勾勒出生命的價值；並且期許自己，透過詩，可以撐起一股內在的力量，並回饋給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