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工業革命時期基督教的社會服務理念
一、工業社會的問題與慈善組織會社的產生
十九世紀是一個自由主義為主流的時期，無論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朝向自由放任發展，受到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影響，社會中失業問題日益嚴重，不少基督教與天主教徒也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一時間宗教性的慈善機構更如同雨後春筍般的紛紛成立。這些慈善機構成立之初由於各自為政，機構間缺乏協調，造成若干欺瞞狡詐者重複冒領，但另一方面卻也有人四處碰壁而領不到一份救濟金。有鑑於此，便有人建議成立一個統籌各機構資源，並跨越教派的團體，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簡稱C.O.S.）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成立的（葉楚生,1958：40-41；徐震、林萬億,1983：47）。
二、慈善組織會社的服務理念與方式
表面上C.O.S.並非標榜宗教色彩的組織，但實際上由於參與的成員以基督徒為多數，當中包含長老會、浸信會的信徒，甚至天主教與猶太教徒都是主要成員，由此來看，基本上它還是一個基於宗教助人精神的慈善團體。之後，受到Thomas Chalmers的影響，C.O.S.認為人是懶惰、依賴、不愛工作的，只有在壓力的情境之下人才會願意參與勞動，在這樣的價值下，一切政府與私人救濟對於個人來說都是有害的，因為它們鼓勵人們依賴性和惰性的養成。
在C.O.S.看來，濟貧工作的目的應該是在培養貧窮者獨立能力或增進家庭功能的原則上進行，換言之，C.O.S.反對傳統院外救助和政府社會救助的方式，因為幫助窮人不應該只是施捨金錢，長期的目標更要藉由「科學的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來恢復受助者的工作尊嚴，使他們能夠自給自足。為此，他們發展出一種「友善訪問者」（friendly visitor）的服務模式，透過友善訪問者探訪貧困者的方法，除了收集貧民人格與行為問題的成因，建立相關的診斷資料外，還要並給予這些受助者所需的輔導和相關的協助（徐震、林萬億,1983：47；Leiby,1978：111-115，1984：527；Lewis,1995）。
此外，Chalmers將慈善的協助區分為自然的（natural）和人為的（artificial），前者包括受助者本身的自助、家人和朋友的幫助以及社區中富有者的幫助，至於人為的協助則是政府或宗教性等正式的科層組織，以一套既定的助人方式與規則所進行的協助。Chalmers 與他的同事認為，自然的協助是基於個人對自己和社會的責任感，自然的協助有助於個人責任感和社群互助精神的養成，所以他們較偏好這類型的協助。相反的，一切的制式化的協助只會削弱協助者與受助者之間的互助關係與情感(Leiby,1984：528）。
但必須注意的是，C.O.S.在這裡所談的社群互助關係與中世紀有機連帶的概念並不相同，中世紀的社區類似一個有機體，每個人在社區中都扮演著固定的角色，負責固定的工作，並擁有屬於他們的社會階級，人們對於社區的連帶關係完全是出於被動的。因此，慈善救濟工作也是由教區主教或地方政府主導，這使得人們完全失去發展鄰里間互助道德精神的機會，即使是富人的救濟也是基於自身救贖的獲得，而非基於對於他人的愛與關懷，這些對於利他精神的發展並無助益（Lewis, 1995：29)。
而C.O.S.認為，社會中的個人之所以會連結在一起，乃是因為感受到上帝的愛，這種連帶關懷是個人體驗上帝對自身的關愛後，進而學習這種愛的精神去關懷別人所產生的社會責任感。所以，在C.O.S.的服務理念裡社群中的個人仍然是各自獨立不受政府干預的自主性個體，慈善工作就是在這種各自獨立的基礎上培養彼此相互關懷的情誼與責任。
三、「社會福音」、「福音派」與「新正統派」的發展
（一）社會福音的主張
十九世紀末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競爭與個人主義思想十分風行，基於人道思想而主張運用階級衝突達到社會改革的共產主義也甚囂塵上。此時歐洲強調社會責任的宗教思潮也影響到了美國，在吸納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問題」的新趨勢後，美國的基督教發展出積極參與現世上帝國建立的「社會福音」，Rauschenbusch就是社會福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上帝國」（Kingdom of God）的神學概念可以說是Rauschenbusch社會福音的核心主題，他指出，基督教的宣教應該是「上帝國」的宣教，但是當時教會自我中心的結果已經將「教會」視為基督教思想的中心，使教會失去對社會改革的動力基礎，無法負擔起教會在社會中應有的使命（吳利明,1985：84）。
以拯救的觀念來說，Rauschenbusch認為基督的救贖應該包含人類所有的層面，當然也包括人類所處的社會環境，上帝國雖然必須到歷史終了的那一刻才能充分了解，然而上帝國也是一個理想、盼望和力量，可透過普世性的正義在社會中彰顯出來，它不但已經存在，而且還會持續來臨。對於「罪」概念，Rauschenbusch特別強調罪即自私自利，也就是反社會的意念，因此，上帝救贖中的復和（reconciliation）便是對不公義的痛恨和對無辜受害者的憐憫，人最大的罪就是抗拒對掠奪性社會制度的改革。
再者，在Rauschenbusch的神學信念中，人性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連性是十分密切的，而非人先天本性中就具有衝突或對立；同樣的，社會的一切不道德皆起因於歷史權力的轉變，而非既存的混亂。由Rauschenbusch諸多的主張來看，人性的罪惡和社會的不公義都是可以透過人與神的同工來達到改革的目的，雖然Rauschenbusch仍然將上帝國視為上帝的禮物，但也同時是一項任務，唯有接受它是一項任務時，人們才能進入上帝所準備喜樂平安的國度（王崇堯,1992：80-85）。
在這樣的現世責任的神學特質下，社會福音論者主張教會應支持政府「解散托拉斯」的行動，並呼籲基督徒必須積極地負起積極協助窮人的責任，摒除自私自利，創造符合人性尊嚴的美好社會(Leiby,1978：127)。實際上，不少社會福音論者還創建了具慈善事業性質的教會，他們不只要滿足城市窮人靈性的需要的，更要解決他們社會和娛樂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說基本上社會福音起於反資本主義社會強調的經濟與社會個人主義，同時也對抗運用階級衝突來達到社會改革的共產主義。基督教界對社會福音的毀譽參半，多數人認為社會福音重申了教會生活道德性的重要，並由於他們對人性的樂觀，促使基督徒更加積極投入現世的社會改革工作，同時也擴大了基督教社會關懷的群體。至於對社會福音的批評，主要是集中在社會福音論者對人性過度的樂觀因而忽略了上帝的主體性，因而後來導致了福音派和新正統派的興起。
（二）福音派的逆轉
面對自由派（Liberal）13社會福音的興起，福音派(Evangelicalism)14認為Rauschenbusch錯認「上帝國」就是以基督徒的信仰立場重建社會，他的理論更似乎意味著人類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神的國，Rauschenbusch的主張是先預設了社會福音的定位，之後再尋求神學和理性上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為了捍衛以上帝為中心的信仰傳統，福音派轉而強調宗教優先，個人必先重生再談慈善與社會正義，先談救贖再論現世改革。當然，也有學者認為福音派遠離社會關懷的理由可能是基督教在中上階級中傳遞開來後，這些中上層的信徒將信仰融入自己的文化中，甚至只關心末世的自我得救，對於現世的不平等、不公義的社會制度採取淡漠的態度。
一九一０年至一九一五年間北美福音派基督徒和反對自由派的神學家共同出版了十二本小書，總名為《基本要道》（The Fundamentals），「基要派」（Fundamentalism）15之名便由此而來（Stott,1994：23-26；Leiby,1978：92）。從此，美洲的福音派與自由派在社會關懷的角色上便產生了「大逆轉」，自由派取代了先前福音派教會所積極參與的社會服務，而成為社會改革運動的主要參與者。
徐敏雄是誰？
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