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目》

| | 成为粉丝 | | 转寄

从弗洛伊德和鲁益师看独立思考与信仰上帝

文章索引 | « 上一篇 | 下一篇 »

如果在我内心有一种欲望,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法满足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着另一个世界而造的。

  “上帝不过是父亲形像的完美化。”(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我相信基督教就好像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它,乃是因为,从它我得以看见其它的一切。”(鲁益师《荣耀的份量》)

  独立思考的考验

  前英国圣公会Canterbury的大主教W. Temple曾经说,欧洲文明“最黑暗”的时刻,是1619-20年的一个冬日。当天,法国思想家笛卡尔爬进了壁炉上方的密室取暖。他决定,这一天将怀疑所有的一切。到了那天末了,他发现只剩下一件事他无法怀疑,即是他在怀疑这个事实。他因此讲了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重点在“思”和“我”。

  笛卡尔的独立思考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里程碑。Temple主教认为,这种独立性的思想是人类的浩劫,因为它是“理性主义”和后来“启蒙运动”的萌芽。从此“怀疑”和“理性”的重要性逐渐地超过了“信心”,演变成现代思想中无神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当道的局面。

  难道基督教的信仰这样经不住独立思考的考验吗?


  世界观的定义特徵

  在《政治思想字典》中,Roger Scruton定义“世界观”为:“一种对所处世界的一般性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信仰(Beliefs)、价值、以及形而上的预设立场,都编织在一起,赋予了这个世界一种意义(重要性)。世界观并且促使我们将思想转化为行动。”这种由内而外,能够指导行为的功用,是世界观的特徵。

  世界观指导我们私人的,社交的,和政治的生活面。它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与人相处之道,我们处理困境的方式,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做事的动机,和我们的价值观。

  哲学家Thomas Kuhn认为,一个科学家的世界观不但会影响他研究的内容,也影响着他对研究成果的解释,笔者对此深为认同。

  弗洛伊德的世界观

  有人说,十八世纪是牛顿的世纪,十九世纪是达尔文的世纪,廿世纪是弗洛伊德(1856-1939)的世纪。弗氏是精神治疗的发明人,他是廿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现今心理学上的许多名词都是从他来的。

  但弗氏可能也是历史上被人争论得最多的学者,对他的争论至今不息。他也曾获得着名的歌德文学奖,经常发表生活性,思想性和文化性的论述。

  弗氏是一个狂热的唯物论者。他把这世界清楚地分作两等人,一等是主张无神的,他称之为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是合乎科学的。另一等人是主张有神的,他称之为具有“宗教的世界观”(或作“灵性的世界观”),是不合乎科学的,但他的一位好友提醒他,无神论本身也是一种信仰。

  他认为只有从科学研究得来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当时的学术界广泛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在科学方法所发现的真理以外,再也没有真理可言(逻辑实徵论)。其实,这观点本身已超越了科学方法的领域,所以也不可能是真理!他是廿世纪“科学的世界观”的旗手(Poster Child)。

  他的一生,对“宗教的世界观”攻击不遗余力,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一种逃避,一种幻想,源于儿童期对一个完美化的父亲(Exalted Father)的渴望,只有心智低下的人才会有宗教信仰,人类应该长大了!可以说,廿世纪世界的世俗化受到他的影响至巨。

  鲁益师的世界观

  鲁益师(C.S. Lewis,1898-1963)是牛津大学的名教授、和文学批评家。他是廿世纪着名的作家,也是最受欢迎,用理性护教的基督徒学者。童话故事之所以在今天受到如此的重视,主要是受到他的着作的影响。在二次大战时,仅次于邱吉尔首相,他是大英广播公司上最熟悉的声音,是黑暗中安定人心的力量。

  鲁氏从青春期起就是一个坚决的无神论者。然而在牛津教学时,他想起童年以来屡次莫名的体会,那种彷佛进入另一层境界的渴望,他称之为“喜乐”(Joy)。他隐约体会这种喜乐不同于幸福感或愉快的情绪,它带给人心的抚慰不是因为拥有什么,而是因为渴盼什么。后来他发现,这渴盼的对象就是造物主。

  牛津的学术环境帮助他重新思考信仰问题,一个无神论教授衷心地告诉他,福音的历史可信性非常高,此话出自这位同事之口,对他的刺激很大。

  此时,他读到Chesterton的《永远的人》(The Everlasting Man),终于做出“有神”的结论。他告诉人说:“你必须想像那个情景,我独自一人坐在抹大拉学院的房间里,夜复一夜,每当心思从工作中移开,我总是非常不情愿地感受到造物主的逼近,那么坚定、那么执着。最叫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在1929年的一个晚上,我降服下来,承认上帝的存在,并且跪下来祷告。那时的我,可能是全英国最沮丧、最不情愿的信徒了。”(注二)

  就这样,他成为了一个一神论者(Theist),但还不是基督徒。他开始研读希腊文的《约翰福音》,并研究基督教的教义。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挣扎,但总是不能跨出信心的一步。在1931年的秋天,他有一次与两位同事共进晚餐(其中一位是《魔戒三部曲》的作者J.R.R. Tolkien),讨论到福音的可信性。饭后,他们散步,继续讨论到清晨三时。这次的谈话对他影响至深,九天以后,他接受了基督。

  这个抉择完全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和他的写作。

  二者观点之对比

  弗氏最痛心的是,天下竟有这么多人会迷信上帝!用他的话来说,竟然会有人认为,天上有位“理想化的超人”。这完全是标准的婴儿式,是脱离现实的表现。

  弗氏认为,人类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宇宙中到底有没有一个超自然的智慧?他的答案是坚定的“没有”。他的论点有二:首先,从心理学上看,那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其次,他认为人类的苦难证明,如果有超自然的智慧者的话,那也不可能是一位全能而又全爱的上帝。本文只限于对前者的讨论。

  弗氏心理学的论点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深切的渴望上面,所以都是幻想,是错误的。他说:“我们告诉自己,如果有一位慈爱、眷顾世人的造物主,如果世界上有道德秩序和来生,一切该有多好!”他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强烈的想像力和我们强烈的需求的投射。

  当时的思想界多认为上帝是人类创造的,因而弗氏的特殊“贡献”是,适时地赋予了一个确定的,心理学的解释,就是人类渴求一个“完美化的父亲”。

  鲁氏的看法则与弗氏完全相反。

  首先他认为,圣经告知人们,世界充满了绝望与痛苦。这观点并非人们所乐意接受。要接受这样的观点,人首先得承认,自己遭遇了很大的困难,承认自己违反了道德律,需要被原谅,并恢复和好。

  而达到这一步,人又得首先承认,真有一个道德律,而且后面有一个赋予这律的力量(Power)存在。人还得承认,自己违反了那个律,把自己与那个力量放在对立的位置上了。

  只有当人感到完全无助,体会到自己的贫乏与不足,和上帝的圣洁、伟大时,人才能够了解圣经所说的。虽然圣经的信息能够安慰人心,但它的起点并不是安慰,而是人的狼狈、不安。而且,若是不经过狼狈,就没法真正达到安慰。

  他认为,安慰是没有办法追求的。人们若是追寻真理,他们或许能够得到安慰。但是如果人们寻找安慰,他们既找不到安慰,也找不到真理(注三)。

  鲁氏更认为,想要活出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会痛苦的。要我们把经年累月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志交付出去,是很痛苦的,就像是一种死亡,这不会是人们的愿望。(注四)

  弗氏与鲁氏对自己的父亲都有很不愉快的回忆。弗氏从临床经验中做出总结论,说一般人对自己的父亲都有双重情结,正反两面的强烈情绪同时存在。

  鲁氏则因此说,既然是双重情结,那么希望上帝存在的愿望,岂不是与希望上帝不存在的愿望同样真实吗?怎么就能说是因为我们渴望上帝存在而创造了上帝呢?

  鲁氏非常清楚,新约和旧约的中心就是神圣的干预。当他还是无神论者时,最痛恨的字眼就是干预,他不希望任何人干预他的人生,因此他从不希望有上帝的存在。鲁氏的明辨很浅显地指出弗氏理论上矛盾的地方。

  更进一步,鲁氏指出愿望的本身,并不能证明被愿望的对像不真。相反地,它可能更接近真实。他举例说,我们有食、色的本能欲望,而食物和性正是确实存在的。

  鲁氏认为,我们都会有一种深沉的愿望,想要与造物主建立关系,超越此生。或许这种愿望是在反映一种真实。近来脑神经的研究有迹象显示,人大脑的基因组合,构成了对信仰的需要(注一)。

鲁氏说得好,我们审视证据时的哲学观点,往往决定了我们从证据中学到的是什么。这句话正与Thomas Kuhn的话相互呼应。

  鲁氏又说,如果在我心有一种欲望,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法满足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着另一个世界而造的。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乐趣都不能满足我,并不就证明整个宇宙是一个骗局。或许,这世界的乐趣原本不在满足我们,乃是为了要刺激我们去追求那实体。所以,我们应该一方面感激那现世的,知道那是实体的影子,一方面要羡慕那将来的实体本身(注三)。

  对于这种更深的欲望,弗氏倒也有提及,他用的德文字与鲁氏的“喜乐”意义相同。他把这种感受与他幼年时与父亲在林中散步,看到那美丽景色时想要拥抱大自然的心境相比。他描写自己一生都在追寻这种感受,但总是不得其门而入。

  早年,当弗氏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时,受教于名哲学家Franz Brentano。此教授原来是位天主教神父,为了反对教皇无误论而还俗。弗氏非常佩服这位老师,认为他为人正派,富于想像力,而且他的有关有神论的论点,叫弗氏无法反驳,使他几乎承认有神。

  弗氏告诉他的好友说:“老实说,我之所以承认有神,完全是出于无奈……我没法反驳他的论点。”但他又很矛盾地说:“我不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也还不是一个有神论者。”

  终其一生,弗氏私底下这种暧昧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他甚至私底下承认:“不幸的是,科学偏偏需要有一个造物者。”虽然他对“灵性的世界观”的公开攻击不遗余力,但是他哲学性的论点与他的立场却有差距。总是情绪性高,论理性低,不像他的心理临床论文那么清晰、客观。他的一生似乎总是被这个上帝的问题所缠扰,为这个“幼稚”的渴望而烦恼。

  弗氏的女儿说,要了解她的父亲,要看他的信件,不要单看他发表的文字。他给好友的信件中常常引用圣经,新旧约都有。他一生的信件中充满了下面这些字眼:“靠着上帝的帮助”,“若上帝许可”,“良善的主”,“交在主的手中”,“科学似乎要求上帝存在”,“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有一天在上面相见”,“我秘密的祷告”,“你是上帝忠实的仆人”,“你处在一个很幸运的地位上,可以把人带到上帝面前”……

  这些是否都是比喻式的说法呢?对一位把无心之言都看得别具意义(Freudian Slip)的心理治疗发明人而言,这是很难想像的。一个认为信仰上帝是心智脆弱的人,却同时佩服一些基督徒(圣保罗,牛顿,好友Oskar Pfister,等等)的智慧和学识,这也是让人费解的。哈佛的Nicholi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医学界,充满了无神论的气息。弗氏最佩服的人是哲学家费尔巴哈,他的无神论思想深受费尔巴哈、达尔文和同跻间压力的影响。

  有人还猜测,因为弗氏犹太人的出身背景,在有浓厚天主教气息的维也纳受到很大的排挤,影响了他对基督教的看法。这话可能不无道理。

  鲁氏则认为,当讨论到心理学的内容时,弗氏是以专家的身份讲话,带有权威。但是当他讨论到一般哲学性的问题时,这是鲁氏比较擅长的领域,弗氏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你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牛津内不改其志

  世界观对人的影响深远。自从接受基督的信仰以后,鲁氏彻底改变,从一个忧郁、内向、悲观的人,转变成一个开朗、外向的人。他的好友们描述他:“非常有乐趣,有机智,容易相处,体谅人,对别人的福祉比对自己还关心。”(注五)

  鲁氏的决定是经过长期的思辨,认真的研究的,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是诚恳的,统一的,并非一种不成熟的投射。而且,他忠于所信。虽然影响了他在牛津的事业,也不改其志,令人佩服。以他之名,始终没有在牛津成为正教授,他后来讲座教授名还是在剑桥得的。

  相对地,弗氏是个倔强的悲观派,他常常与朋友和同事激烈地争辩,他对信仰的问题无法作客观的讨论。而且,作为一个强调人类尊严的人,他对人性的评价却非常的低。他有一次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依我看,不论人们对伦理的看法如何,他们大多数是垃圾。”

  我们看见,独立思考与信仰上帝其实是不冲突的。况且,独立思考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少,又有多少成分是人云亦云,或是受到群众和舆论的压力,都是值得探讨的。

  今天许多人都说要独立思考,这实在不是件易事。但愿我们能够学习摆脱情绪、私心、得失心和偏见,给自己更大的思维空间,使得对事情能作出清晰的判断。又因为牵涉抉择和行动,在节骨眼上,真正的独立思考甚至是与品格有关的。美国华盛顿总统曾说,“很少有人的品格可以胜过最高的喊价。”

  本文把重心放在他们两人对信仰上帝看法的对比上,笔者期望将来能继续参照Nicholi教授的书,对他们的道德观、快乐、爱、受苦和死亡作进一步的讨论。□

注:

  1. 本文关于弗洛伊德和鲁益师的生平与言论多参考: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Nicholi教授在哈佛大学教授此课凡卅余年,备受学生欢迎。
  2. 鲁益师:《惊喜》,”Surprised by Joy: the Shape of My Early Life,” London, Fontana, 1959.
  3. 鲁益师:《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余也鲁译,香港,海天书楼,1995。
  4. 鲁益师:《痛苦的奥秘》 (The Problem of Pain),鲁继曾译,香港,基督教辅侨,1940。
  5. Ken Gewertz, “The Question of God”, Harvard Gazette Archives, Sept. 19, 2002.
转载自《海外校园》第61期

本专栏与《举目杂志》、《海外校园》合作

【延伸阅读】:
遇上紧急灾难,才知道只有嘴说的不算数!
智育之外
组装电脑的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