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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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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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弄人

中華民族是一個飽經苦難的民族,人們總是默默地承受著命運的擺佈,用宿命觀來安慰自己。若是命途多舛,或是受人欺負,那是命不好。既然造化弄人,天意如此,也就只好忍受了。

古希臘人卻不是這樣。希臘神話中有許多悲劇英雄,他們受盡迫害與屈辱,卻還保持著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慨。對古希臘人而言,苦難是人生必經之途,無損于人的尊嚴,因而很少去怨天尤人。例如蘇格拉底和季諾(Zeno,斯多亞派創始人),都能夠忠于自己的理念去生活,並且能勇敢地面對死亡。

可見,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面對苦難和死亡的態度,會大不相同。信仰不同、世界觀不同,那麼對苦難和死亡的看法就更大相徑庭了。

佛洛伊德的見解

佛洛伊德(1856~1939,奧地利心理分析學家)雖然名滿天下,但他的人生卻是坎坷的。三歲時,他最親的保姆被解雇了,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很大創傷。從上小學,到大學,到教職,終其一生,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深受歐洲排猶氣焰的傷害,處處受到同儕的排斥。不只是在納粹影響下的維也納,甚至老年逃到英國,還是受到岐視。岐視帶來極大的痛苦,但也堅定了他獨立判斷的傾向。

不僅如此,在最後十六年中,他受盡了上顎癌的折磨。他最疼愛的女兒和孫子的早逝,更使他痛不欲生。在《戰爭與死亡的思索》(1914)中他寫道:“如果你想忍受生活,那就請你為死亡作預備。”他了解精神病學上的常識:一個人如果要過一個充實的人生,一定要解決生死的問題。否則,人會花費許多的精力去否認死亡,要不然就為死亡的問題所困。

佛氏就是一個深深為死亡問題所困擾的人,他一生都活在憂鬱症的陰影下。他對死亡有著超乎尋常的莫名恐懼,常常夢見死亡,而且對之充滿各種迷信。

人類所遭遇的痛苦,有些是自然力帶來的,像地震,洪水,火災。他認為上帝(如果存在的話),並沒有像一個慈愛的父親,去照顧那些善良、無辜的人;有些痛苦,則是他人加給的,例如好人往往吃虧,壞人往往得勢,這才是最大的痛苦。因而,他的結論是:人生難熬,我們經常活在焦慮的期待中。

在1928年《一個宗教經驗》一文中,他控訴上帝容許恐怖事件發生,他要上帝對此負責。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表現出自己的憤怒和反叛:“我對上帝毫無懼怕,如果我與他面對面,我對他的控訴將遠比他對我的控訴要多。”

他坎坷的遭遇確實值得同情,但是,恰是他的無神論的立場,使得他無處投訴。他在《幻想的將來》(1927)中,對那些持無神論觀點的人說:“他們必須向自己承認,自己是完全無助的......他們沒有求告的對象......在命運的面前,只有無言的無奈。”他不知道怎樣安慰受苦中的人們,只能鼓勵他們無奈地認命。

佛氏是個執著的叛逆者。他一生對撒但似乎有著特別的興趣。他最常引用的書,就是歌德的《浮士德》。他在自己選擇安樂死的那天,讀的是巴爾札克的《致命的皮膚》。這兩個故事的主角都是科學家,因為沒有受到重視,缺乏成功,而考慮自殺。兩個人都分別走上與撒但立約,出賣靈魂,換取成功的道路。

佛氏在大學時代已經被他基督徒的教授所折服,但是為了獲得同儕的接納,他卻堅持了無神論的世界觀。他是否也抱著與撒但立約的心情,後人無從得知。但是據哈佛大學的Nicholi教授猜測,佛氏對撒但這樣熱衷,或許因為撒但代表典型的叛徒,永遠不願向權威低頭。如果按著佛氏的理論,上帝是父親形像正面的投射,那麼,撒但就是父親形像負面的投射了(註一)。

魯益師的見解

魯益師(1898~1963,生于愛爾蘭,牛津及劍橋大學教授),也是一個飽經憂患的人。他九歲喪母,給他打擊至大。將近五十年以後,在寫自傳時,他傷痛猶新:隨著母親的去世,“一切的快樂都從我生命中消失了”。

他還回憶道,孩童與成人,對悲傷的反應非常不同,孩童會變得孤獨,無助,與周圍的人疏遠。的確,他與父親的關係逐漸疏遠,兄弟兩人相依為命。

母親去世後,父親把他送到寄讀學校。他碰到一位苛刻無情的老師,他感到無助,受到拒絕,幼小的心靈受盡了折磨。後來,他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親身經歷了戰場的無情。他眼睜睜看見被炸爛的軀体,好像被踩扁的甲蟲,還在地上蠕動。他目睹親密戰友的死亡,自己也負了傷。在醫院養傷時,他非常孤單、沮喪,常常作噩夢,無法安眠。

在牛津執教的日子當然有苦有樂。或許是因為他的基督教信仰,或許是同儕妒忌他的成就,他居然一直沒有獲得講座的席位。直到將近五十五歲,才獲得劍橋的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講座教授席位(Chair Professor)。
魯氏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在六十二歲時失去愛妻喬伊(Joy Davidman)。經過了一年半快樂的婚姻時光,這個打擊叫他無法接受。他心中絞痛,失魂落魄,無法與人交談,所有自我解嘲的能力都喪失了。

他不但每天活在悲痛中,更是每天都意識到自己活在悲痛中。他被巨大的空虛感所震懾、所癱瘓。他形容說:“好像那條腿一再地被砍斷,那第一刀不斷地刺進胸膛......那隻啄食(火神)普羅米修士肝臟的老鷹,每次都下嘴在一塊顫抖的新肉上”(註二)。

他不斷地呼喊著:“上帝,你在哪裡?”他覺得當他最需要上帝的時候,當絕望的時候,那扇門卻當著他的面關閉了,而且是從裡面上了鎖。所留下的只是可怕的寂靜。而且,徘徊越久,寂靜就越排山倒海。
為什麼在順境時上帝這樣可及,但在逆境中他反而不見蹤影了呢?有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他,當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難時,也是這樣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魯氏卻很直爽地問:“難道這就會使人更容易明白麼?”

他體會出,此時最大的危險,倒不是對上帝的存在失去信心,而是對他的屬性產生懷疑。無法想像,一個全能又全愛的上帝,竟能容許無意義的苦難臨到世人。他雖沒有失去對上帝的信心,但痛苦中,他充滿了強烈的情緒。他後來承認,這瘋子般的情緒,妨礙了他接納任何安慰。

逐漸地,陽光回到了他的心靈。雖然上帝並沒有解答他一切問題,但是他感受到,一種親切在安靜地注視他,好像在告訴他:“平安吧,孩子,你還不能了解。”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困難,是沒有把焦點放在上帝身上,而是自己身上。上帝並沒有利用苦難試驗他的信心,因為上帝了解他,不了解他的是他自己。

因為妻子喬伊的死亡,魯氏歷盡了憤恨、孤單、懼怕和惶惶不可終日的悲痛過程。但最後他說:“為死亡悲痛的過程,是經歷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對于死亡,魯氏認為這不是創造的原意,乃是人類墮落的後果。他進一步說,死亡雖然是我們的敵人,它也是上帝用來拯救人類的手段。它是撒但的武器,也是上帝的武器。它是我們最大的恥辱,也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他說,耶穌基督為人類的苦難和死亡,而哀嘆、流淚,表明了他對這種災難的厭惡不亞于我們。他的受死,是表明人類歷史以外的力量,進入了歷史,干預了死亡和邪惡的勢力。耶穌經過了死亡,也戰勝了死亡的轄制,為人類提供了再生的盼望,提供了能與上帝相交的可能。

因此,魯氏能夠平靜地面對自己的死亡,不但毫無遺憾,而且充滿著歡愉和期待。他非常同意摩西對有限人生的体會:“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90:12)他曾在一封信裡寫到:“如果我們真正相信我們所說的,如果我們真以為家鄉是在人生的彼岸,而生命又是一個尋根的過程,那麼我們怎能不盼望它的來到呢?”

苦難與邪惡的來源

好人不一定就有好報,這件事雖然聖經上講得很清楚,佛氏總以為這是上帝的錯。他並且以為基督教發明魔鬼撒但的觀念來替上帝開脫,把一切的邪惡都推到撒但的身上。因為撒但也是上帝造的,所以邪惡是上帝引進來的,他應當負責。

魯氏卻不曾這樣想。他認為,第一,這個世界是暫時受到那惡者(撒但)的控制。第二,人類的苦難有五分之四以上是人類自取的,或是彼此相加的,人類不能推卸責任。第三,撒但是墮落後的天使,雖然原本是上帝所造的,但我們不能就如此認為,上帝是邪惡的來源。

魯氏認為關鍵在自由意志,只有較高等的存在才有自由意志。但是在尊重這個存在的同時,上帝也冒了一定的風險,因為有自由意志就有可能選擇墮落。

有人會問,難道上帝不能預先知道後果嗎?他當然知道,但他還是認為這個險是值得冒的。沒有自由意志,選擇善惡就沒有意義;沒有自由意志,愛與犧牲就沒有什麼價值,真實對等的關係就不存在。

怎可輕易詰蒼天?

這使筆者想到,九一一發生以後,在追思禮拜上,葛培理牧師說,邪惡不是從上帝來的,在基督教的觀念中,邪惡的來源是一個奧秘。人類如果傲慢到,以為人類可以用理性解釋一切奧秘,這種想法未免太過天真。再追問下去,我們“公正”的觀念是從哪裡來的?我們“公正”的尺度,又是絕對公正可靠嗎?我們判斷的時候,往往並沒有掌握全面的資訊。我們的智慧又有限,我們怎能輕易地責問蒼天呢?

這就是《約伯記》(38-42章)中,上帝與約伯的對話。從這段對話裡,人們不但可以認識了人類的渺小,更看見了上帝對人類主權與抉擇的尊重。但是,人總以為自己可以比上帝做得更好,就像一個屬下,還沒有對公司業務全盤了解,就認為上司做得不對。其實為了商業倫理,上司有許多資訊是不能公開的。這種自以為是的心態,其實就是人類最大的困難。我們是應該感謝上帝的大度,還是嘲笑人類的愚蠢呢?

《約伯記》可能沒有完全解決“公正”的問題。《詩篇》73篇描述作者,因世道不公(壞人享平安,好人遭患難)而憤慨:“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但他終于体會:“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他們掉在沉淪之中。他們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他們被驚恐滅盡了。人睡醒了怎樣看夢,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

詩人這是說,第一,作惡的人外面風光,內心可能充滿驚恐、不安,並不好受。第二,不是不報,是時候未到。第三,人生不僅有此岸,還有彼岸,不可僅看此岸。第四,如果好人一律得好報,壞人一律得壞報,那做好事就沒有什麼可貴,因為不過是有利可圖罷了。

詩人的總結是:“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詩篇》中常勸人,不要因他人作惡心懷不平,因為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夠認識造他的主,也唯有清心的人才能夠看見,自己也是殘缺的。他可以“俯首甘為孺子牛”,也能坦然地“冷對千夫指”,能夠謙和,不會“橫眉”地自以為是(以上皆取自魯迅詩句)。

苦難可是必要的?

苦難本身並不是問題,問題是有沒有意義。受苦中的人可能很難同意,苦難是有意義的。但是連小學生都承認,良藥苦口,甚至做功課不看電視有時都是合理的。古聖人說:“天之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体膚,空乏其身......"這就是勉勵受苦的人說,不久就有大任了,這個苦是值得的。

苦難能幫助我們成長,使我們能更珍惜所擁有的,能更體會他人的痛苦。苦難甚至能更刺激人的潛能,發出明亮的光輝(如,海倫•凱勒、杏林子)。

聖經上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受苦,特別是為主受苦,似乎是基督徒的徽章,自古皆然:“一面被毀謗,遭患難,成了戲景,叫眾人觀看,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希伯來書》10:33)

更不可思議的是,聖經上竟然形容那些受到逼迫的門徒,“心裡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使徒行傳》5:41)。並且說:“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羅馬書》12:14)可見,在上帝的心目中,受苦是有意義的。

不但如此,在上帝永恆的計劃中,連他的兒子,耶穌基督,在世上的時候,“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上帝對人類的拯救,也是透過他自己的受苦與犧牲完成的。他也利用人以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清心相信的人。可見,苦難在上帝的心意中更是有著極崇高的地位。

對受苦的人,上帝的無言並不表示他不了解,也不表示他不關心,他或許有一個更大的目的。就如當年約瑟被哥哥們賣到埃及為奴一樣,他後來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創世記》50:20)。只有清心的人才能聆聽到上帝微小的聲音,在苦難中體會到“神所賜超過人能了解的平安”(《腓立比書》4:7修正譯法),成為塑造品格的力量。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苦難都能找到正面的意義的。就算它對別人有意義,但是對當事人而言合理嗎?公平嗎?筆者大學時代讀到妥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講到土耳其士兵把嬰孩用力摔在石頭上,以致那嬰兒慘死,這幕景色至今猶新。請問,這合理嗎?必要嗎?嬰兒的父母能夠找到任何的意義嗎?

在人類的悲喜劇中,充滿了荒謬的現象。我們可以像魯迅或其筆下的小人物,把一切不幸都歸諸吃人的禮教,或是無情的命運。我們也可以像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斯,不屈服地,不斷地,也毫無意義地,把不斷滾落的石頭再推向山頂。

我們更可以像那些信心的勇士,知道荒謬不是故事的結尾,後面還有一位有情的上帝。他們知道人生有涯,他們不咒詛黑暗,更能夠超越傷痕,超越烙印。人生的可貴,不就在于用生命戰勝死亡,用愛心勝過仇恨,在黑暗中唱出夜鶯之歌嗎?

最近讀到臺灣美麗島事件中人物林義雄之女林奐均的故事(註三),她經過長期仇恨的煎熬,後來皈依基督。靠著上帝的力量,她終于能夠從心底饒恕那殺了她家人和要殺她的兇手。這是生命吞滅死亡,愛心戰勝仇恨的活生生見證。實願在這個戾氣充塞的社會裡,能見到更多的愛心,和更多的寬容忍耐。

佛氏認為一切科學之外的知識都是幻想,魯氏認為人生中最重要的真理都在上帝裡面。你認為,當面臨人生苦難的問題時,誰的世界觀更能鼓勵你有勇氣生存?誰的信仰更能帶來人類的和平相處呢?

註:

一 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

二 魯益師:“A Grief Observed", 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61.

三 鄭一青:〈在人生轉彎處微笑〉,《天下雜誌》287期,2003年11月號。

本專欄與《舉目雜誌》、《海外校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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