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西方福利國家和福利多元主義的借鏡，在探討臺灣社會福利的模式時，宗教性非營利組織的社會服務提供了一個選擇。本文以臺灣長老教會為例，透過長老教會的神學、教會體制和組織結構以及社會變遷等三個面向的分析所進行的教會社會服務歷史社會學考察，不但將長老教會從一八六五年至今的社會服務發展清楚地呈現，這樣釐清的工作更使我們瞭解到長老教會當前社會服務困境的歷史性背景，進而能夠去思考未來在福利多元化的大環境之下，教會社會服務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的歷史限制所在。
本文中對於西方基督宗教社會服務理念的歷史考察除了顯示基督宗教信仰和社會福利理念之間的親和關係外，也讓我們看到臺灣長老教會的源頭 ── 加爾文派，強調代議民主和社會改革的信仰傳統。在加爾文派神學以及十九世紀宗教復興運動的影響下，西方宣教士抱持著改造非基督教文化和關懷人群的精神進入了臺灣，面對當時教育和衛生醫療水準極差的臺灣社會，憑藉著宣教母國人力和物力的支援，長老教會的醫療事工拉近了宣教士與臺灣民眾的距離，教育事工的開創則培育了不少本土宣教人才。
直到臺灣光復之前，長老教會主要的事工仍然以醫療和教育為主，但兩者皆已朝向專業化發展。另外，日據時代本土信徒也已逐漸進入決策中心，日本強制驅離西方宣教士和一切差會資源的來源迫使臺灣長老教會更快地邁入自治、自養和自傳的道路。臺灣光復後，南北教會合一並成立總會，在實況化神學的影響下，教會強調信仰必須回應臺灣人民生活現況需要，教會開始將關懷的觸角伸入臺灣各鄉鎮。由於光復初期民生經濟條件較差，在美國物資的援助下，長老教會的事工焦點乃由醫療和教育擴大到慈善救濟。
一九七○年開始面對臺灣國際地位的危機，在「道成肉身」神學的影響下，長老教會乃將社會關懷的重點轉向人權和公義，教會結合國外教會的力量，陸續發表了幾項重要的政治與社會性文告，也就是這些文告使得長老教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開始處於緊張的狀態中。
由於一九七○年起教會事工的焦點放在社會公義上，對於社會中弱勢群體的實質幫助相對而言較為不足，因此從一九八五年起教會開始陸續成立了數個福利服務機構，在本土神學的持續發展下，教會神學強調信仰必須與本地民眾生活相結合，要走入民眾當中去傾聽他們的苦難，與民同苦，並進一步成為百姓的盼望。
長老教會「上帝國」的宣教理念強調救贖不應僅限於教會內部，全臺灣的人民和土地都應該是教會關懷的對象。除了強調跨出教會、走入人群的上帝國神學思想外，一九八五年起隨著臺灣政治民主化的趨勢，教會逐漸拋棄政教對立的態度，並開始與政府的社政單位合作，共同為人民提供各項服務，未來教會更有朝向教會社區化和服務社區化的理想。
臺灣參考西方福利國家危機後的走向，也期盼透過各種福利部門共同參與福利提供的方式，免除政府財政與經濟危機，增加服務的可近性，減少政府科層的無效率問題。但事實上由非地區性或大型民間組織提供服務並無法真的達到市民參與和決策與資源分散化的目標。在此，長老教會的信仰一方面注重各地區的差異性和自主性，同時也強調社群的認同，再加上遍及各鄉鎮的地方教會，若能夠結合教會本身甚至非教會的醫療與學校資源，並由教會各福利機構和中會統籌各項服務事工方案，理想上，由教會和各福利服務機構合作共同推動社區服務事工應該是有助於服務社區化理想的達成。
教會的本土神學雖然強調關懷社會，但因為近來堂會和信徒人數增加，教會科層日漸龐大，信徒參與總會決策的機會也因而減少；另外，也因為長老教會信徒佔臺灣人口比例始終維持在 1% 左右，但教會事工數量卻持續增加中，換言之，信徒人數沒有與事工數量相對成長；再者，多數牧師和信徒對於社會服務的神學意涵也缺乏省思。
由於以上各項因素的影響，教會牧師和信徒無論在社會服務事工的經費或人力參與的支持度始終不高。在各福利服務機構方面，因為多數機構都沒有通過正式的法人登記，在申請政府或聯勸的經費補助上因而遭遇相當的阻礙。在機構經費缺乏的情況下員工流動性原本就比較高，各機構對同工又期待他們具備基督徒身份，再加上服務對象特殊的文化背景或服務地區過於偏遠，各機構在聘任專任社工員時都面臨相當的困難。
面對這些困難，長老教會未來如果依然有意積極投入社會服務，並朝向社區化服務的方向發展，建議以對外具有代表性的總會扮演權利倡導者的角色，以便於動員全省各地方教會信徒和結合其它社會運動團體。其次，以各地區中會和福利機構扮演服務協調者和方案規畫者的角色，與政府社政單位合作以獲取相關經費補助，並統籌運用地方教會內的社區人力、物力資源，針對各地方教會所在地提供社區性服務。最後，建議教會所屬神學院發展社會服務神學，在培養牧師的神學研究所中開設社會服務相關課程，並積極培育教會事工所需之特殊社會服務人才。
徐敏雄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