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社会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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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地区无名的母亲: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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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经常去传统市场买菜的朋友,除了可能因为长期到某些固定摊子买食材,因而与某些老板成为好朋友;有些时候,或多或少也会被一些伯伯或阿桑呛声。

刚开始遇到这些「无礼」的老板时,心里也会觉得很不爽,甚至会认为:「你们就是不懂得好好善待顾客,才会被迫在这种做辛苦的环境下工作」。但是后来想想,在这样高度竞争的菜市场里,如果没有这样的「气魄」,他们又该如何生存?

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经过一个卖荔枝的阿桑旁边,完全没有徵得老板同意,就擅自顺手拿了几颗荔枝「试吃」,之后也没吭半声就匆匆离开。当下我看到这个老板快速转过身,伸手把这个少年人抓回来,说:「你可以拿去试吃没关系,但一定要跟我说好不好吃,不能把我拿去吃好玩的.....」。当下我真的觉得自己上了一很写实的社会课;「菜市场的权力游戏」。

自命清高或自视文明的我们,对于这些底层劳动者的「粗鲁」或许经常会感到不屑一顾,但如果没有这些在底层厮杀的菜贩,我们每天餐桌上怎么可能有新鲜的蔬果鱼肉可以吃呢?换言之,我觉得他们其实承载了我们很不想要的「粗鲁」,把「文明」给了我们。

也因为这样的体悟,让我一直觉得,台北市的万华就像大台北地区的「厨房」和「浴室」,万华底层劳动者则是每一户人家辛勤照顾家人的「母亲」。她们牺牲自己的青春,长时间处在潮湿、油腻、鱼腥味、脏乱、吵杂、酷热的环境下,从事诸如建筑工、清洁工、鱼肉贩、褓姆帮佣、司机等工作,为的是让中上阶级民众享受洁净的空间、可口的美食、便利的交通运输、代表身分的居所、安心谋取升迁机会的家庭照顾服务。可是换来的却经常是「蔑视」、「嫌弃」与「责难」?

前几天当我阅读到B. Ehrenreich着,林家瑄译的《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为女服务生》一书,发现里头有一段话很生动地传达出我心中最真实的感触:

当某个人为了一份养不活自己的薪资而工作时,那么他是为你做了极大的牺牲,他用自己的能力、健康和生命的一部份为代价,给你一份赠礼。社会赞许地称这些人为「贫穷工作者」,实际上他们才是我们社会上的大慈善家。他们忽视自己的孩子,好让其它人的孩子能有人照顾;他们生活在次等的住屋里,好让其它人的住家能闪亮而完美;他们忍受穷困,好让通货膨胀率低,股价可以高涨。成为一名贫穷工作者就是成为一名匿名捐赠者,一个没有名字的恩人,无名地奉献给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林家瑄译,2010:279)。

也因为这些生活中深刻的体悟,让我一直期许自己在万华投入的社会实践行动,不是要社会大众「同情」这些底层劳动者,而是要学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到他们的贡献,并且打从心里去「尊重」他们。因为,倘若台湾社会得民众根本无法清楚了解差异或弱势族群可敬之处,谈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文化理解都将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口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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