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思想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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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神学—台湾之爱的再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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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世界?抑生命世界?


  「创作模式」在母亲的土壤中撒种、施肥与深耕,长出不用本色「化」就已经很本色的神学。这种神学的呈现不仅无需「翻译」,而且是不假造作(made)的。它乃是从文化土壤与生命经历中自然而然演变而成(became)的。它必然地比任何的所谓「会通」都更本色,也更能深入土地与人心。因为它本来就是台湾文化与生命世界的一部分。

  「翻译者」模式是在「概念世界」(concept world)中「会通」,寻求语言及表徵的沟通桥梁。而「作者」模式却是在「生命世界」(life world)中选择了「同钉十字架」的途径。事实上,寻求存在经历与命运的认同和归属,正是效法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榜样。而这就是本色神学得以滋长的真正养分了。我们相信,「同钉十字架」是有效「会通」的前提。否则,「会通」将是疏离的、贵族的或只是学术的游戏与自慰。

埃及?还是迦南?


  台湾在许多方面诚然是一块丑陋与咒诅之地。它是近代中国的「埃及」。在「中国结」之下,台湾生活只是过程,大陆才是终点;台湾经验只是实验,大陆才是实现。而在「北美结」之下,台湾为世界的边陲,北美为中心。北美的奶更香、蜜更甜。我们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寄望在那里生根、定居、建立家园。从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就在写一部「出埃及」记,而且愈写愈澎湃。好像那里才是应许之地。事实上,北美也好像是移民者的「埃及」。在人心的深处仍然终身不歇地在寻觅另一个真正安身立命的家。他们的「出埃及」不是为了逃避暴虐,而是鲤鱼跃龙门。但通常的结局是半龙半鲤鱼。

  这些年来,海峡两岸的交流大幅度改善了。但我们并不确知这一部「出埃及」的故事会不会有一个转折。大陆也曾经是我们的「埃及」,共产「法老」在那里施行暴虐。有时我们多么厌恶它,但它却又曾是我们的「迦南」;那里孕育了悠远的文化,祖先的生命,还有一页页中国人的历史。午夜梦回时,我们多么心系一个有黄河、长江、西湖与万里长城的家园。然而,如今我们却是近乡情怯了。不只因为它满目苍痍,而是它认不认得我们这一群台湾的孩子?四十多年来,我们不曾为这个家园的建设付出一分努力,只是不断地咒诅与隔阂。我们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权利声称那里是我们的家。以一个台湾的年青子弟来说,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亲人在那里,甚至也不能辨识任何一寸土地。而在政制与经济的歧异下,台湾生长的孩子又有几个人会将它当作安身立命的家乡呢?它是我们的终点与实现吗?

  造成这一切恩恩怨怨的我们的上一代都知道家乡在那里。而我们这些无辜的孩子却不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想逃避,无奈地觉得其实整个尘世都是「埃及」。我们歌唱起「这世界非我家」,只有天国才是「迦南」。但是这样的进路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它只是用替代性的满足,使我们落在更大的疏离与更深的乡愁。很悲哀的来说,我们都像是台湾的「过客」,而不是「家丁」。难道台湾真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一个躺在太平洋上的妓女,「人进人出,各取所需,就是不肯留下爱情」吗?

台湾教会:没有面目的传道者


  很明显的,「翻译模式」的进路并不足以面对这样一个认同与归属的难题。事实上,台湾的教会、基督徒以及神学也几乎完全规避了它。不只是大量的基督徒学生精英外流到北美去,一批批的传道人与牧师也「蒙召」移居海外「牧会?」。至于文字工作与神学,更是甭谈对于台湾社会、文化与现实处境的探讨了。除了「翻译」,还是「翻译」。

  我们可能都忽略了,「传道」的本质就是一种「表达与行动」,而「身份与特徵」的认定则是一切表达与行动的前提。身份与特徵所给予的,其实就是使人有面目的一张「脸」。藉此我们得以辨认出「他是谁?」。而一个没有「归属与认同」的人,就好像一个没有身份与特徵的人。实在来说,他就是一个没有「脸」的人。更严重的是,我们根本无法真正诠释或了解他的表达与行动。因而,这时不只是他的表达与行动,即使是他的存在本身,也都成了「谜」,或只是一些不相干、引不起共鸣的东西罢了。四十多年来,台湾的教会与信徒就有如一个「没有面目的传道者」(a faceless preacher)。我们从「天」而降,在「真空」中呐喊着「耶稣爱你」。听到这话的人最大的困扰,其实不是「耶稣是谁?」,而是「你是谁?」。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不能辨识与认同你的面目,他是不会去追问你的表达与行动的。

  其实,信仰的本质就是认同。人认同于上帝,而且透过上帝,我们真正地看到了自己。但不是如此就结束了。我们也透过上帝,看见了我们的同胞与邻舍。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譬喻,对上帝、对自己、以至于对同胞和邻舍的认同,其实是不可割裂、有如「三位一体」的。它们彼此互为一个参考架构。然而,今天的台湾教会所关心的却只是「我是谁?」,也就是个人在上帝面前的自我认同与意义的追寻。却严重忽略了「我们是谁?」的课题,也就是寻索个人在群体中的意义,以及群体在上帝面前的意义。这种疏离的「我」观当然使得教会与信徒变成了台湾社会与文化中的「陌生人」与「异乡人」,而不是「邻舍」与「园丁」。

下期待续

本文作者叶仁昌教授任职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是卫兰团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专题讲员
本文原载于《迈向台湾的神学建构》及作者个人网页,经作者授权本中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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