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道德主义实践』的问题:
所以道德主义的实践,最容易产生的就是『结构共犯』的问题!
理由是,道德主义的实践,永远看不到受苦者的时空背景;受苦者会表现出许多『反道德』的错误行为,在他们的时空背景下是应该被宽恕的,而不是得指责的。然而,道德主义的实践者,既然没有与受苦者同生共死,受苦者的反道德行为必然不能同情理解,又为了表现自己的道德立场,势必常常指责受苦者的道德错误。
结果,就如我上述举的女性主义例子一样,认为男女不平等是不义的『道德人士』,却主张要限制女性自由、加深女性恐惧的观念,更常常可见他们对女性主义者『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的道德批评。结果就是他从道德主义变成结构共犯,他自以为是正义,实际上每个岐视女性的人与他的思想似乎都一样。
慈济的实践方式,不过是依据这样的思考方式而来。这种方式是非常危险的,不过在此我愿意相信佛教隐含某种特殊的信仰动力,可以避免道德主义实践的谬误。然而,在台湾也只有慈济可以比较风平浪静的进行这种道德主义的实践,其他想学习慈济的『X济』,没有不腐败堕落的,这就证明了道德主义实践的穷困。
五、『入世主义实践』的问题:
由于深入苦难社会,对受苦者加以太多的同情,所以不但同情他们因受苦而产生的反道德抗争,更可能因此而认为道德是相对的,所以就认定凡是受苦者的抗争一切都是合理的。
一旦主张相对主义,入世主义实践立刻就自相残杀。因为社会是多元性的习习相关。一个受苦团体的抗争往往就是另一团体的受苦,永远不可能存在绝对正确绝对正义的社会行动!因此,一旦认为『入世』的行动就是道德的全部,事实上他己经在行动上呈现另一种权威主义,凡是反对他的行动者都是不道德的。却不知道,反对他的行动之人群也有该族群自己的受苦问题与时空问题,是『另一群要被关心』的人间。
这就是政治板上政党支持者斗争的写照。民进党支持者若是不能看到新党支持者也是一群可能受苦的族群(注),新党支持者若不能看到民进党支持者也是一群受苦的族群,那么他们只会像唐吉诃德面对风车一样,把对方想成穷凶极恶的坏人,而不肯尊重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因此,许多政党抗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就是从这种入世主义所产生的相对主义而来的。
(待续)
注:本文完成于一九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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