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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的革命家―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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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觉得,孙中山先生好像是我的音乐老师。怎么说呢?不知道大家国中、高中是否都曾经历过早上操场集合唱国歌的年代,全校师生齐聚,数千个人隆而重之地吟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说也奇怪,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旋律由低到高,唱到最后可以拉开喉咙放声嘶吼,对天天坐在教室木椅上规规矩矩的学生来说,那可是唯一一个可以尽情大喊的时间,久而久之,自己竟然成了唱国歌的能手。我的同学就曾因为听我唱国歌唱得还不错,以为我天生会唱歌,结果当我在音乐课堂上,把歌唱得五音不全,便让他额外诧异:「啊,你唱国歌不是还挺好的吗?」

说实在话,除了唱国歌以外,孙中山这个名字,还真的很少和我生命发生连结。当然,不是没有机会,高中上百堂的三民主义课,应该就是最佳的近距离接触,偏偏,我们班的三民主义老师,太会说故事了,而且说都是和孙中山没有关系的体育故事,一下是日本职棒总冠军战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投手桑田真澄,如何在现场数万观众的呐喊声中,露出自信的微笑,将最后一名打者三振出局,一下是这位老师大学时代如何穿着短到不行的运动短裤,在千钧一发之际,为系队赢得全校冠军。好听的故事里,我的三民主义课也就跟着一蹶不振,和孙中山的关系,更是降到了冰点。

于是,陈舜臣这本以孙中山为主角的历史小说《青山一发》,看来就是个补充我对孙中山观感的读物――而的确,这本书也真的开启我不少眼界。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破除了从小到大,在作文课里一用再用三用的「国父革命,十一次才成功」理论。一直以为咱们的孙中山,在从头到尾发生的十一次革命中,几乎无役不与,可读了《青山一发》才知道,除开头的重阳起义,和第三次的惠州起义,孙中山真的担负起现场指挥责任,实际参与革命外(事实上,这两次也很惨,结局都是被人告密忙着逃跑,根本就没机会发动革命,遑论「现场指挥」了),剩下的九次,孙中山都因为躲避满清的追捕逃亡国外,中国的一小块陆地都没踏上一步――真正在革命现场的,其实是许许多多少有人知其姓名的烈士。

而且出乎意料,尽管前前后后发生了多达十一次的革命,但并不是像我们所一直以为的,有上万的革命同志牺牲。没有仔细去数,不过从《青山一发》看来,前前后后捐躯的人数,应该没有超过三千人,就连真正成功的辛亥革命,也非革命军和满清打得血流成河,如果想用「八二三炮战」或是「抢救雷恩大兵」来思考,是不太符合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带出了孙中山的价值――他用的武器是人心,而非弹药。当然,刚开始的几次,失败原因在于革命军素质不佳,往往因告密者泄密或是炸药没爆炸,让参与革命的人都把力气花在逃亡而多于打仗。可是越到后面,那气氛就不一样了,事实上,我感觉十一次革命里,大概有五成以上,是集中在整个十六年革命事业的最后两、三年,而且几乎是屡仆屡起,前一次革命失败还过没多久,立刻又有了下一次的革命,只看到满清防不胜防,根本就来不及追剿。

导致这原因的,就是整个中国从早期对于「革命」的迟疑,逐渐转变为支持,孙中山虽被满清拒绝在外,却透过日本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留学生,将革命才能救中国的想法传递出去,让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自己组成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小组织,渐渐地扩大影响。这种慢慢的渗透,让孙中山常被质疑究竟是有否有谋无勇,但事实证明孙中山是对的,好比辛亥革命之时,满清用来抵御革命军的军队,一千人里就有一半其实是同情革命军,而领兵的将官,有很多也都是「卧底」的,当第一声枪声响起,四面八方立刻有人响应,到了这时,整个革命的成功,就如水到渠成一般。我们常常把辛亥革命想成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死伤无数,然而读了《青山一发》,才赫然发现,尽管不是如英国「光荣革命」那般无风无雨,但是孙中山「以改变人心」所推动的革命,其过程之平和,是远远超乎人们想像的。

孙中山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努力向世界各地的华侨筹款,提供经费给在中国内地的革命军;而从这一点,我们又看到了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各地华侨为响应革命的捐款越来越多,大笔大笔的钞票经过孙中山之手,他却从不为自己留下超乎所用的一分一毛,相反地,孙文的哥哥孙眉本来在夏威夷是非常有钱的人,还因为捐钱支持孙文的革命,弄到最后破产。和孙中山这样的「正直」相较,同一时间也在推动「变法」的康有为,明显差了一截:尽管在学术声望上,康有为拥有比孙中山要高的地位,但是他却把华侨捐给他的钱,泰半留给自己使用,仅仅只有少部分真正用在「变法」事业;孙中山世界巡回募款,能省则省,常在路边摊解决一餐,而康有为身边不但常常带着大批徒子徒孙,用餐也很少节省。另外一个有趣的对比,则是孙中山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相比,孙中山的文笔和演讲都略为逊色,孙中山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可是,孙中山强调自己是于理有据,不耍弄过多的花招,梁启超尽管在修辞上胜过孙中山,在使用的策略上却故意营造出「变法」和「革命」实乃同一件事的假象,藉此吸引支持革命者的捐款,连孙中山都觉得梁启超这样做「实在太卑鄙了」。

在《青山一发》中,作者陈舜臣多次提到孙中山笃信基督教;而革命同志中,同样信仰基督教的更是多不可数。不过很可惜,陈舜臣并未进一步着墨基督信仰对于孙中山思想、人格方面的影响,或许是这方面文献较少的缘故吧!我自己是宗教研究的背景,自然希望能对孙中山的信仰生活有多点认识,好几次,在阅读《青山一发》同时,我都情不自禁把孙中山和德国的潘霍华联想在一起,后者是德国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曾在希特勒掌权时代,组织地下革命活动意图推翻纳粹。两人同样是基督徒,理当强调和平与爱,但在国家走错路的时够,却不约而同采取了「革命」这种较为激进、透过破坏(甚至包刮杀人)来达至革新的行动模式。潘霍华被纳粹处死之后,留下不少信仰方面的经典作品,让后世的基督徒有一个遵循的典范,多么希望中国的潘霍华――孙中山,也能有些信仰相关的作品留下来。

不过,从《青山一发》里的孙中山,我们还是依稀可以看到基督信仰对他影响,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三个主要特点:正直、诉诸人心与和平的革命。首先,正直这个关键品德,一直一来都是基督信仰关注的焦点;其次,诉诸人心也是福音书里耶稣所采取的策略,好几次身边的犹太人想要拱耶稣出来作王,耶稣全部拒绝,相反地,他诉诸人的内心,将人心的改造视为一切的根本,由此带出了一场宁静平和,却横跨数千年数大洲的革新。

其实,《青山一发》还有不少可以谈的地方,如果统统写出来,恐怕还得再写个一两千字,我想就先谈写到这里好了。最后,用孙中山和另一个革命领袖,同时也是国学大师章炳麟间的冲突来做结束。按照陈舜臣的说法,和章炳麟强调革命文章要有高的品质与格调不同,孙中山总是希望文章能够写得「浅显易懂而具有启蒙作用」――如斯的对比,在我们这群搞文字的眼中别有意义,尤其是当我们出版的东西被学者专家评为:「没营养」、「不是最好」时,或许就可以从孙中山这种走入平民的胸襟,得到激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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