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应仁祥 2007.06.03

有时候觉得，孙中山先生好像是我的音乐老师。怎么说呢？不知道大家国中、高中是否都曾经历过早上操场集合唱国歌的年代，全校师生齐聚，数千个人隆而重之地吟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说也奇怪，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旋律由低到高，唱到最后可以拉开喉咙放声嘶吼，对天天坐在教室木椅上规规矩矩的学生来说，那可是唯一一个可以尽情大喊的时间，久而久之，自己竟然成了唱国歌的能手。我的同学就曾因为听我唱国歌唱得还不错，以为我天生会唱歌，结果当我在音乐课堂上，把歌唱得五音不全，便让他额外诧异：「啊，你唱国歌不是还挺好的吗？」

说实在话，除了唱国歌以外，孙中山这个名字，还真的很少和我生命发生连结。当然，不是没有机会，高中上百堂的三民主义课，应该就是最佳的近距离接触，偏偏，我们班的三民主义老师，太会说故事了，而且说都是和孙中山没有关系的体育故事，一下是日本职棒总冠军战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投手桑田真澄，如何在现场数万观众的呐喊声中，露出自信的微笑，将最后一名打者三振出局，一下是这位老师大学时代如何穿着短到不行的运动短裤，在千钧一发之际，为系队赢得全校冠军。好听的故事里，我的三民主义课也就跟着一蹶不振，和孙中山的关系，更是降到了冰点。

于是，陈舜臣这本以孙中山为主角的历史小说《青山一发》，看来就是个补充我对孙中山观感的读物――而的确，这本书也真的开启我不少眼界。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破除了从小到大，在作文课里一用再用三用的「国父革命，十一次才成功」理论。一直以为咱们的孙中山，在从头到尾发生的十一次革命中，几乎无役不与，可读了《青山一发》才知道，除开头的重阳起义，和第三次的惠州起义，孙中山真的担负起现场指挥责任，实际参与革命外（事实上，这两次也很惨，结局都是被人告密忙着逃跑，根本就没机会发动革命，遑论「现场指挥」了），剩下的九次，孙中山都因为躲避满清的追捕逃亡国外，中国的一小块陆地都没踏上一步――真正在革命现场的，其实是许许多多少有人知其姓名的烈士。

而且出乎意料，尽管前前后后发生了多达十一次的革命，但并不是像我们所一直以为的，有上万的革命同志牺牲。没有仔细去数，不过从《青山一发》看来，前前后后捐躯的人数，应该没有超过三千人，就连真正成功的辛亥革命，也非革命军和满清打得血流成河，如果想用「八二三炮战」或是「抢救雷恩大兵」来思考，是不太符合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带出了孙中山的价值――他用的武器是人心，而非弹药。当然，刚开始的几次，失败原因在于革命军素质不佳，往往因告密者泄密或是炸药没爆炸，让参与革命的人都把力气花在逃亡而多于打仗。可是越到后面，那气氛就不一样了，事实上，我感觉十一次革命里，大概有五成以上，是集中在整个十六年革命事业的最后两、三年，而且几乎是屡仆屡起，前一次革命失败还过没多久，立刻又有了下一次的革命，只看到满清防不胜防，根本就来不及追剿。

导致这原因的，就是整个中国从早期对于「革命」的迟疑，逐渐转变为支持，孙中山虽被满清拒绝在外，却透过日本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留学生，将革命才能救中国的想法传递出去，让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自己组成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小组织，渐渐地扩大影响。这种慢慢的渗透，让孙中山常被质疑究竟是有否有谋无勇，但事实证明孙中山是对的，好比辛亥革命之时，满清用来抵御革命军的军队，一千人里就有一半其实是同情革命军，而领兵的将官，有很多也都是「卧底」的，当第一声枪声响起，四面八方立刻有人响应，到了这时，整个革命的成功，就如水到渠成一般。我们常常把辛亥革命想成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死伤无数，然而读了《青山一发》，才赫然发现，尽管不是如英国「光荣革命」那般无风无雨，但是孙中山「以改变人心」所推动的革命，其过程之平和，是远远超乎人们想像的。

孙中山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努力向世界各地的华侨筹款，提供经费给在中国内地的革命军；而从这一点，我们又看到了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各地华侨为响应革命的捐款越来越多，大笔大笔的钞票经过孙中山之手，他却从不为自己留下超乎所用的一分一毛，相反地，孙文的哥哥孙眉本来在夏威夷是非常有钱的人，还因为捐钱支持孙文的革命，弄到最后破产。和孙中山这样的「正直」相较，同一时间也在推动「变法」的康有为，明显差了一截：尽管在学术声望上，康有为拥有比孙中山要高的地位，但是他却把华侨捐给他的钱，泰半留给自己使用，仅仅只有少部分真正用在「变法」事业；孙中山世界巡回募款，能省则省，常在路边摊解决一餐，而康有为身边不但常常带着大批徒子徒孙，用餐也很少节省。另外一个有趣的对比，则是孙中山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相比，孙中山的文笔和演讲都略为逊色，孙中山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可是，孙中山强调自己是于理有据，不耍弄过多的花招，梁启超尽管在修辞上胜过孙中山，在使用的策略上却故意营造出「变法」和「革命」实乃同一件事的假象，藉此吸引支持革命者的捐款，连孙中山都觉得梁启超这样做「实在太卑鄙了」。

在《青山一发》中，作者陈舜臣多次提到孙中山笃信基督教；而革命同志中，同样信仰基督教的更是多不可数。不过很可惜，陈舜臣并未进一步着墨基督信仰对于孙中山思想、人格方面的影响，或许是这方面文献较少的缘故吧！我自己是宗教研究的背景，自然希望能对孙中山的信仰生活有多点认识，好几次，在阅读《青山一发》同时，我都情不自禁把孙中山和德国的潘霍华联想在一起，后者是德国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曾在希特勒掌权时代，组织地下革命活动意图推翻纳粹。两人同样是基督徒，理当强调和平与爱，但在国家走错路的时够，却不约而同采取了「革命」这种较为激进、透过破坏（甚至包刮杀人）来达至革新的行动模式。潘霍华被纳粹处死之后，留下不少信仰方面的经典作品，让后世的基督徒有一个遵循的典范，多么希望中国的潘霍华――孙中山，也能有些信仰相关的作品留下来。

不过，从《青山一发》里的孙中山，我们还是依稀可以看到基督信仰对他影响，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三个主要特点：正直、诉诸人心与和平的革命。首先，正直这个关键品德，一直一来都是基督信仰关注的焦点；其次，诉诸人心也是福音书里耶稣所采取的策略，好几次身边的犹太人想要拱耶稣出来作王，耶稣全部拒绝，相反地，他诉诸人的内心，将人心的改造视为一切的根本，由此带出了一场宁静平和，却横跨数千年数大洲的革新。

其实，《青山一发》还有不少可以谈的地方，如果统统写出来，恐怕还得再写个一两千字，我想就先谈写到这里好了。最后，用孙中山和另一个革命领袖，同时也是国学大师章炳麟间的冲突来做结束。按照陈舜臣的说法，和章炳麟强调革命文章要有高的品质与格调不同，孙中山总是希望文章能够写得「浅显易懂而具有启蒙作用」――如斯的对比，在我们这群搞文字的眼中别有意义，尤其是当我们出版的东西被学者专家评为：「没营养」、「不是最好」时，或许就可以从孙中山这种走入平民的胸襟，得到激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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