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日渐成为都市病,而病者的年龄层也日渐由成年人扩至年轻人,甚至小学生。当然,忧郁症的成因十分复杂,但不得不承认部分确实与紧张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关,而近年留德的韩裔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的《倦怠社会》,就从社会学与哲学的角度出发,剖析忧郁症、倦怠(burnout) 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倦怠与资本主义社会
韩炳哲认为,资本主义固然会规训我们的身体去适应其操作,但它不一定以一种压逼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加强、鼓励的方式,强化我们的精神力量来进行。他称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就是功绩的社会,看重你的工作表现,鼓励你不断上进及进修,令自己成为一个达标的人。例如今天在大学教书,经常要接受校方、学生或外来机构的评估,不断将工作能力量化,变成一种数字,以定断你的质素。量化背后便是为了满足功绩社会对数字的要求,若果不达标,例如论文发表不足、投稿的学术期刊级数不高,便可能影响你的前途。
韩炳哲指出,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未必想要不停地挫败你,反而是不停鼓励你向上游、争取功绩,将自己变成一个功绩主体。以「力必多经济学」(libido)的说法,就是不断刺激人的精神力量,将人的欲望只导向追求自我表现的方向。这种进取性及强悍的人格,正是佛洛依德所谓的一种力必多导向的「自恋―占有形态」(narcissistic-obsessional)。[1] 韩炳哲又指出:
功绩主体的座右铭不是服从、法则、履行义务,而是自由、欲望与喜好。他对于劳动的期待,在于能够满足欲望。劳动之于他,是一种乐趣。他不会听从他人命令采取行动,主要只听从「自己」。说穿了,就是自己的老板,如此一来,他摆脱了「权威他者」对他的否定。[2]
这是一种将他人的要求,内化为自己对自己要求的压迫,是隐性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一种自我压迫。最惨的是,无论你达标或不达标,都会因此把自己弄得疲倦不堪,甚至因满足不了自我定下的要求,而患上忧郁症或情绪疾病。
从小开始,累是常态
这种期待达标的资本主义,也发生在学校现场;事实上,今天的教育制度,基本上已将未来的职场评审逻辑提早搬上场。在香港,特别是中产家庭,一早便安排学前的孩子上才艺班,入小学前上「面试班」,到了中小学则是各式各样的功课辅导班及补习班,这些都是一些保证学生能达标的操练。
这些操练使得孩子疲倦不堪,大部分的小学已是全日制,放学回家,已经下午五点多,没多大休息之余,还要赶功课及温书,往往十一点多才可休息。所以倦怠生活形态,不需如韩炳哲所言从职场开始,在学校早已开始了。
这就是为何我们常常觉得疲累,「累」意味着你追不上功绩社会的要求,又或者相反,你做得太好了,仍旧要担心成绩保不住。比如成功人士常会觉得累,整天嚷着五十岁就要退休,却仍不断努力赚钱,继续让自己疲倦。再者,功绩主体的人际关系也不见得好,因为你把身边的人,都视为与你竞争的对手,在缺乏与朋友分享的情况下,人更容易感到不快、抑郁,甚至培养出一种自恋的人格。
受害与施暴的倦怠循环
在今天的功绩社会里,由于功绩主体常常自我责怪,并在理想自我的面前,责难自己是一个永不达标的失败者,令自我总是处于张力状态,最终逼自己走入自我压迫的毁灭性困局。这即是一种以肯定性,而非否定性的正向暴力,体现在自我的疲倦及抑郁里面:「资本主义制度将外来剥削换成自我剥削,以便加快速度。功绩主体的荒谬自由,使得他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既是主人,也是奴仆。自由和暴力在此同时崩毁。」[3] 说得直接点,当资本主义叫我们将人生视作一个专案(project)去营运,但我们又没有能力去把自己的履历做得漂亮,又或者建立不了符合社会标准期望的人生履历时,自我的失望就会容易令一个人产生忧郁症。
所以韩柄哲认为,傅柯(Michel Foucault)对规训的理解,到了今天的功绩社会可能已不合时宜,因为今天的压迫及规训,不一定如傅柯所言来自外在于主体的体制,而是主体对自己的的压迫及规范。但我认为他的说法不完全正确,主体在功绩社会的规训既由外至内,又可再由内推向外,而让另一些人加以模仿。
若功绩主体是在正向环境下,自我加压的施暴者,那这种暴力往往是从资本主义体制里的某一功绩型团体中仿效回来的;例如见到上司及同事自我增值及正向思考,只见到对方风光的表面(如升职、加薪),却没见到当事人不安不稳的情绪状态,于是就有样学样(内化了当中的制度暴力)。所以这种自我的规训,作为一种自我的施暴,也往往只会愈演愈烈,令人掉进一种倦怠的循环。
正向思考,功绩社会的共犯?
我想进一步指出,今天不少所谓「正向思考」(the positive thinking)的普及心理学,也是一种「功绩社会亅的共犯论述。这类「心灵鸡汤」,一味叫你从「乐观」、「正面」的心态出发,并否定「放负」的「积极性」,强调要去改变自己闷闷不乐的情绪。这类论述表面貌似健康,实则只是不断强化内在的自我压迫,令自己无法好好检视「功绩社会」所造成的心理或情绪问题。学者何春蕤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只欣赏那些正面、积极、向上的人,而那些抑郁、情绪并非正向,或有特殊取向的人,就相对较难进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虽然何春蕤不是简化地将忧郁的成因归入社会建构论中,但不得不承认这制造了许多抑郁的人。[4]
在《失控的正向思考》一书中,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就指出,在现今的社会,经济学家在衡量经济成就时,不只用国民生产总值,还会用国民的快乐感指数。[5] 事实上,正面快乐的正向思考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用来克服经济困局的手法。艾伦瑞克就指出,从一九七○、八○年代起,美国的就业环境开始恶化,大公司透过裁员及扣减福利来面对经济危机。但为了控制员工的失望及忧虑情绪,就不断鼓励正向思考,来防止员工的悲观蔓延,甚至叫员工以感激的心工作。
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激励员工的活动不只是余兴节目,也开始渗入美国企业的心脏,好防止因经济不景气而带来恐慌,影响生产力。与此同时,大量正向思考的论述(例如《追求卓越》或《谁搬走了我的乳酪》等书),以及训练、小组活动的出现,希望令员工以积极及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困难,并矫正有负面思想的人。因此,「正向思考」已被商业化兼教条化,它压抑了人的个性,并漠视现实的社会问题,只叫人浸淫在盲目的乐观里。
艾伦瑞克认为,开心快乐的正向思考并不一定是面对苦痛生活的最佳方法,有时自欺地维持正向情绪,反而造成更严重的情绪问题:「要学习正向思考,就得刻意欺骗自己,包括时时压抑或阻挡『负向』想法,不要去想可能会发生令人不快的事。」[6] 当中最大的问题往往就是:自己把自己看为敌人,进行一种自我的离间,把自我切成两面,一面是负责改善自己的自我,而另一面则是不够好并必须改善的自我。所以在正向思考的论述中,法则、工作的评估表、时间表非常重要,好帮助自我去规训自己达标,目标是可以得到更多财富。[7] 艾伦瑞克认为,正向思考并不对所有人有帮助;相反的,不断强逼自己什么都正面地想,最终只带来无形的压力及情绪疲倦,甚至是抑郁。
正向思考不该逃避现实
艾伦瑞克不是反对任何自我生命的建立及探索,只是认为真正的正向态度,不是对社会种种不公不义的政治、经济实况视而不见,而是有勇气地去正视。艾伦瑞克举例,一九九○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派员工去参加一个叫「成功一九九四」的大型激励活动,同一天却裁减了一万五千人,而那次活动的讲员是狂热的基督教励志作家金克拉,他的主旨竟然是:「错在自己,别怪体制,别怪老板。要更认真工作,更用心祈祷。」[8] 这只是一种将公共问题化为个人问题,轻易将问题掩饰的意识形态操作。所以,艾伦瑞克总结道:
我们面对的威胁是真实的,消除威胁的不二法门就是别再成天只想着自己,应该起身行动,为世界贡献心力,像是帮忙盖堤防、送食物给饥民、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更重要的是,强化第一线紧急应变机关!虽然我们绝对无法同时完成这一切,甚至永远无法达成,但是,请容我用个人的快乐秘诀作为本书最后一句话:我们可以从努力中获得快乐。[9]
批判正向思考,不是要否定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或鼓励大家终日郁郁不欢,特别是基督徒常习惯正向思维,遇上哀伤的事,较快以所谓信仰的喜乐取代之。我只是想指出,今天很多正负面的情绪表达,都是体制操控的结果,如果未能正视或觉醒这样的意识型态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操控,仍旧追求自我功绩,忽视其他价值的追求,或与别的生活领域连结,即使吃更多的安眠药,见更多的精神科医生,也于事无补。有些人投入宗教修炼,试图作出自我的生命及灵性转化,或是透过建立另类的生活方式,比如耕种、跑马拉松,作为改善的开始。
附注
1. Sigmund Freud, On Sexuality: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and other Work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362-3.
2. 韩炳哲,《倦怠社会》,(台北:大块文化,2015),页90。
3. 同上,页111。
4. 宁应斌、何春蕤,《民困愁城:忧虑症、情绪管理、现代性的黑暗面》(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2),页117-118。
5. 芭芭拉.艾伦瑞克,《失控的正向思考》(新北:左岸文化,2013),页9。
6. 同上,页12。
7. 同上,页117。
8. 同上,页147-148。
9. 同上,页260-261。
骆頴佳(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高级讲师)/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高级讲师,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傅柯及列维纳斯、文化研究、身体伦理等等,着有《后现代拜物教:消费文化的神学批判》(香港:FES Press,2010),《边缘上的香港:国族论述中的(后)殖民想像》(香港:印象文化,2016),明年将会出版情感资本主义方面的新着。
◎取自校园双月刊2019年7、8月号:心累了吗?――在倦怠社会中找回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