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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浓于水?——再谈人类种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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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大批中东和北非移民迁徙到欧美。美国总统川普对于少数民族与非法移民的政策,也备受关注。各地的种族冲突,屡屡发生。而且因为基因验证的技术普及,掀起了种族溯源的社会热潮。

普通人都以为,人体特徵,如肤色和血缘,是分别人类种族的标准。圣经却强调,世人都是同出一源:「他从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徒》17:26)。DNA的研究,包括母系线粒体和父系Y染色体,也支持这个结论(注1)。

究竟近来人类种族的研究有何重要的突破?对人类种族的关系有何启发?基督徒当怎样看待这些研究结果?

DNA与同位素研究

着名的科学杂志Science上,刊登了一篇《破坏来源的神话》(5/19/2017),称:科学家采用革命性的新方法,分析古人骨骼和牙齿中的DNA及同位素,结果显示,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日耳曼人、非利士人和喀什米尔人)具有多种血缘(注2)。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声称,古罗马时代的日耳曼人阿米纽斯(Arminius),在西元9年打败了罗马军队,在德国开始了纯种的日耳曼优秀血统。这是根据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的记载。然而实际上,根据可靠历史资料,这非事实。例如,阿米纽斯根本不是“纯种的日耳曼”血统,而是欧陆各种移民婚配的后裔。

以前考古学家,据发掘到的古代文物的分布,推测人类祖宗的移徙历史。然而,文物可以被偷窃或复制,不一定可靠。新发现的同位素,乃是地区性食品和水源独有的特徵,所以古人和现代人的骨骼DNA、同位素比较,是追溯血缘的最佳准绳。

对51具7000至45,000年前的欧洲人和亚洲人的骨骼进行研究后,哈佛大学群体遗传学家David Reich认为,现代欧洲人的祖宗,乃是从非洲经过中东,3次大批移民而来:第一次是在约19,000-14,000年前的狩猎采摘时代;第二次是约9000年前的农业时代;第三次是约7000年前的陶器时代(图 1)。



图 1

换言之,各地人民除了极少数的原住民以外,都不是「纯种」的当地人,而是各个族类移民血缘混杂的后裔。

种族划分有根据吗?

种族仇恨和民族矛盾常引发恐怖袭击,为普世关注。既然DNA证明,少有「纯种人」,那么现今种族的划分,究竟有没有医学根据?

无医学上的根据

21世纪初,科学家基本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图谱。时人普遍认为:「人类基因组的发现,实际上将种族是生物特徵的看法摒弃。」(注3)譬如,人的皮肤色素和药物代谢基因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伦敦大学科学家采用先进的层次聚类分析法(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比较了这种基因的23个标记——代表了白人(挪威,阿什肯纳齐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黑人(班图,埃塞俄比亚,非洲和加勒比),以及亚洲人(中国和新几内亚)。结果发现了四大类的基因系统,这些系统却与人类外表的特徵(比如肤色黑、白)无关(注4)。

群体遗传研究者,根据「基因变异程度与族类历史为正比」,推测非洲人为现代人的祖宗。非洲人的基因,如线粒体DNA的变异程度,是世上各民族之首(注5)。

有医学上的根据

不过,也有不少种族与生理有关的例子。最着名的是21世纪初,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认定,经过临床实验,针对非裔美国人的心脏病特效药BiDil,配合其他药物后,能显着降低患有严重心脏病的非裔美国病人的死亡率(注6)。

囊性纤维化遗传绝症(Cystic fibrosis),在美国人中也是按族裔分布——欧裔美国人:1/3,200;非裔美国人:1/15,000;中南美西裔美国人:1/9,200;亚裔美国人:1/31,000(注7)。

据估测,1/3的东亚和美洲原住民后裔有酒精反应(alcohol flush reaction),原因是他们有乙醛脱氢酶(ALDH2)基因的异态缺陷,导致身体不能完全分解酒精(注8)。

新兴的“个人化医学”(personalized medicine),旨在开发针对个人基因构成的测试和治疗方案,认为有意义的DNA变异可以跟踪种族血缘(注9),譬如细胞色素p450基因CYP2D6,可以防止毒品可待因(codeine)转化为吗啡。因为有CYP2D基因使约7%的欧裔美国人不受可待因影响,而在亚裔美国人或非洲裔美国人中则只有1%至3%的基因频率,或可解释后者为何较多可待因的瘾君子。(注10)

圣经的教训为何?

大使命中心双月刊(4/2005)称中国人有强烈的家庭乡土观念,各地的海外华人都尽力保持华人传统(注11)。信徒也忠于自己的本地教会,且顾念故土的福音工作。这样的好处是,信徒在信仰、生活及世界观方面立场坚定,不易动摇,亦为本会本族尽心竭力……

弱点是固步自封,缺乏普世异象,不积极于异族宣教,甚至可能鄙视其他民族,封闭、排他,不敢对外合作,妨碍宣道事工与大使命。

圣经预言,主再来时,「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启》7:9)。基督使我们在他里面和睦,因为他「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弗》2:16)。信徒互为肢体(参《弗》4:16),不受性别、种族、国籍和文化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8)。

同质群体原则

属灵的无形教会是普世性的,但是每个信徒都要属于一个当地的教会。教会增长运动之父马盖文博士(Dr. Donald McGavran),提出了有助教会增长的「同质群体原则」(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 注12)。教会会友如有相同种族和文化背景,教会增长比较快。

第一次耶路撒冷全教会议会,确实承认了犹太人与外邦基督教徒之间的差异,并允许他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实践他们的信仰(参《徒》15)。

马盖文说,他不是容忍种族隔离主义,相反,他只是想说明:人和同类的人在一起时,会感到更舒适,似乎也对福音更开放。所以本地教会按照族裔文化背景来分别发展,乃是教会增长的一种策略,自有它存在的价值。

应持有何种态度?

前文提到,世上「纯种人类血缘」似乎并不存在,但是基因变异也似乎与族裔血缘有关。笔者认为,对于人类种族的关系,有知之士和开明的信徒应有下面的态度:

一切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都高抬自己,而不是寻求上帝的荣耀;为自己服务,而不顾其他人的需要。这是人类起初悖逆上帝、以自己为中心犯罪的结果(参《创》3)。

主再来时,列囯都要将自己的荣耀、尊贵,归给由上帝和基督掌权的新耶路撒冷(参《启》21:24-26)。因此,我们无需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要在基督里,创造我们新的个人身份。

上帝嘱咐我们作忠心的管家,治理万物,包括照顾我们的身体(参《创》1:27、28;《太》25:21-23),所以我们应尽量发展和应用与基因族裔血缘有关的医学研究。

对同文同种的关怀,是应有之义。保罗为他的骨肉之亲的归主,情愿自己受咒诅(参《罗》9:3)。然而我们亦当知道,普世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信徒之间都应彼此关心,教会之间亦应在可能范围内彼此合作。这可借鉴成功的跨国企业,如麦当劳的全球本土化策略(注13),「立足本地,放眼世界」,努力荣耀基督,发展他的国度。

注:

1.http://www.nature.com/news/genetic-adam-and-eve-did-not-live-too-far-apart-in-time-1.13478

2.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6/6339/678/tab-e-letters

3. Ricki Lewis, The Scientist 16[4]:16, Feb. 18, 2002

4.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13847/title/Race-and-the-Clinic–Good-Science-/

5.http://www.nature.com/news/2009/090430/full/news.2009.426.html

6. Taylor, et.al. N Engl J Med. 2004 Nov 11;351(20):2035-7

7.http://emedicine.medscape.com/article/1001602-overview#a5

8.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59709/

9.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health-science/race-reemerges-in-debate-over-personalized-medicine/2011/07/18/gIQAzHqMmI_story.html?nav=emailpage&utm_term=.53ba98f72188

10.https://en.wikipedia.org/wiki/CYP2D6

11.http://www.gcciusa.org/Chinese/b5_publications/GCB/2005/Apr/05_Apr_index.htm

12. McGavran, Donald A. Understanding Church Growth. Revised and Edited by C.W Peter Wagner, 3rd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1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ocalization

◎作者来自香港,生物学博士及神学硕士。在美国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任教41年(1973 – 2014),现为该校生物学名誉教授。

本专栏与《举目杂志》、《海外校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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