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邱慕天 2013.06.30

20世纪法国哲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有一本着作《傅柯说真话》探讨了古希腊时期「说真话」（parrhesia）的概念。傅柯认为，说真话是一项社会行动，更是一项与自我关系非常密切的伦理行动。最近，不论是菲律宾对杀人的抵赖和矫饰，还是董小姐等人陷台湾形象于不义的厚颜辩驳，都提醒了这个社会我们所最欠缺的是说真话的勇气。

傅柯书中有一个段落提到，当希腊人确定某人是「说真话的人」（parrhesiates）的身份之后，便不会有人质疑这个人说话的真实性。当然，这套有关发言主体与发言内容完全契合的沟通思维，「已经不再能在我们的现代认识论框架中出现。」

当代世界中受到侵蚀的真话有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真话，一类是生活里的真话。政治上的真话很难听到，掌权者有为了维持社稷稳定与发展国家战略的难处与苦衷，为着涉及千万人生死，或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权的事上，必须牺牲部份个人的言论自由与自我告白的意念，对此，人们多能表示一定程度的容忍与理解。

但傅柯特别指出的，是在民主社会生活里讲真话也变成一种政治的游戏。从个人床笫隐私、到生意往来、朋友交际，大多人藉着语言的虚假和修辞来达成他们认为有价值和正确的意图：大话、假话、空话，与谎话。

跟菲国一样说谎

菲国公务船射杀台湾渔民事件，引起台湾群情激愤。相较于菲国官方含糊其词，谎话连篇，台湾岛内的「拒卖菲劳便当」事件也在本月14日到15日之间，一连在社群网站脸书上出现三篇，分别来自任职科技业秘书的董小姐、立报／四方报的郑姓记者，与就读神学院的潘传道。

仔细检视，三位不相识的人（？）所po的文章不仅时间相近、地点都在台北、基本情节完全一致，竟然还都是标榜第一人称的亲身经历，说是在外出买便当的时候，遇到便当店老板敌视菲律宾劳工，不但拒卖，并且辱之以狗。三人都见义勇为地打抱不平，不但买了便当相赠，更在与移工的对话过程中，记录了他们几天来遭到台湾人恶待的种种。

这些巧合究竟是时事所营造的共同想像，还是真有一确实的源头事件版本，至今还是一起罗生门。

疑点重重的三篇文

事件在网路上传开讨论后，第一时间就被网友指出各式各样的疑点：台湾便当店老板怎有能力一眼辨识移工的国籍？菲籍移工从来就不特别爱吃台式自助餐，为何被辱后还执着在便当店外徘徊？菲籍移工的中文能力多半极为有限或趋近于无，如何能和便当店老板来回电话，甚至向作者分诉遭遇？

事件真实性遭到质疑和追查后，郑姓记者最先将脸书文章关闭，但透过上司四方报总编辑张正的公开转贴和〈夜访便当店老板〉一文担保事件真实性后，仍继续和网友攻防。潘传道则在转贴达到2千次之前就将文章隐藏，并且连连变换脸书的名称，避开注意。

令人啼笑皆非的戏剧化

影响最大、立场最强硬、也最先被迫承认造假的是董小姐。她的文章在两天之内就被转载八万多次，并且成为外籍劳工间、外国媒体所知悉的版本。不仅她自己多次在回应中强调「便当就是我本人买的」、「再度与便当店老板见面，在他的（几乎）下跪恳求下，承诺绝不供出店名」、「以人身安全担保事件属实」，还对「文章已经被翻成英文，影响力扩及国外」表示得意，连她的几位朋友都出面帮腔笔战，最后更在电视台专访中，要全国观众相信她。

最戏剧化的是，在内政部长李鸿源指示警署查办下，董小姐终究不至于在刑事局面前继续扯谎，供称整起事件是「听说」来的。数小时之内，立报也及时发表声明，承认郑姓记者的故事造假，也属「听说」，甚至「夜访便当店老板」的内容都是郑设局欺骗。潘姓神学生虽然自此在网路上隐匿行踪，且没有公开可见的发言，却也马上面对警方约谈，承认他也是「听说」。

过度的善意

在这样的故事中，我们必须先肯定，他们对「善」的执着可能比一般台湾人都多，如果这几位人士不是对于台湾人将仇恨转嫁到移工身上有着极度的关心和焦虑，便不可能产生出这些文章。

试想，如果是以第三人称见闻「拒卖菲劳便当」事件，为何不如实阐述状况就好？〈四方报〉更是一份以移工社群为主要关怀的报纸，郑姓记者不但有管道、动机、和义务追查并深入报导这个「独家新闻」，若真是「听说」，怎么会落得在脸书造谣，甚至请人假扮便当店老板布局欺骗自家总编辑？

会将自己化身成行善的主角，正是因为那就是自己心里无时无刻想要伸张的善的信念。那绝对不是「听说」。

套句网路上「键盘侦探」的说法，「董小姐听便当店隔壁桌说的，立报记者也说是听说的，所以那天是潘传道跟立报记者说这件事，刚好被隔壁桌的董小姐听到」，这样整起事件才说得通。

网路事件的零和游戏

这起「便当门」让三位发文者始料未及的，可能是网路病毒式传播的「量变带来质变」。

本来第一人称的「拒卖菲劳便当」叙事若属实，那它应该是一起道德上的「零和游戏」；事件中的英雄主角所收获的道德声望，其实是扮演恶人的便当店老板和冷漠看客们的道德负分的总和。但正因为便当店老板是虚构的而且不会被供出，在虚拟世界中编造这样的故事变成「毋须成本」的善行。

无论是听说或是杜撰，发文者起初也只是在自己所能掌控的社群圈子内，提醒大家多多关心菲劳在台湾的待遇。

但随着公开设定的转贴量呈指数性爆炸，英雄赚进了大把声望，「零和游戏」被破坏的本质势必需要修复：人事时地物必须交代：只有「便当店老板」出面赔出信誉，我们才能将英雄赚进不成比例的声望兑现。

越演越烈

这样的零和天平在文章被转引到外国媒体，并对菲律宾台侨造成身心威胁后，更是被强迫加码。在国际舆论的规格下，一旦没有虚拟便当店老板出来「坦」伤害，将是由全台湾人「代偿」信誉和道德声望值，给这三位超凡入圣的便当英雄赚尽。

潘传道在这起事件所受的伤害反馈最小，因为他在大量无法掌控的美誉和质疑涌入以先，就选择销声匿迹。而郑姓记者虽在更早就隐藏了名为「海洋蓝」脸书帐号，却透过四方报总编辑张正的脸书平台继续抵赖网友质疑。

同样地，董小姐也是因为自己和友人Viola Kao等人不断地以破绽愈来愈多的说词圆谎，并在认错之余，还将部分罪责卸给「有心撷取」和「断章取义」的转贴民众，使愤怒的网民对她的口诛笔伐至今仍不能停止。

便当门的意图

在《傅柯说真话》有关「说真话」理念中，提到了雅典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萨斯战争之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开始正视「说真话」的暴民政治危害，人民被法律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也意味着参差不齐、道德意涵不一的「真话」。这些是民粹的显影，也在这次台菲冲突的风波中非常的引人忧心。

可是这波在网路上延烧的「便当门」反倒让人们看见，纵使带有正确道德寓意，夹带着利己意图的虚假道德叙事，绝对不是言论自由困境的解答。

一般相信，发便当文的三人肯定在撰述情节的时刻，在心理及良知上和故事情节是完全认知调和的；也就是说，他们若有足够的「运气」在现实中撞见「菲劳买便当被拒」的场景，必定可以践行他们文中所成就的义行。

然而，不论是菲律宾对杀人的抵赖和矫饰，还是董小姐等人陷台湾形象于不义的厚颜辩驳，都提醒了这个社会我们所最欠缺的，乃是在时运不济、甚至「风向」错误时，依然诚实坦荡说真话的勇气。

用生命说真话

原来在希腊先哲的苏格拉底的哲学中，「说真话」并不是一种向君王或公民百姓呼告的政治艺术，而是人际之间最单纯的沟通关系。并且在它和真道与勇气的对应关系之外，「说真话」原初的对应对象，乃是「生命」（bios）。

一个人是透过生命的经历和见证（便当事件的经历）来说话（便当文），而人们也是透过见证真话来认识一个说真话的人。换句话说，标识着一位「说真话的人」（parrhesiastes）的决定性的标准，既不是他的出身，也不是他的公民身份、记者身份或传道身份，而是其言与行之间的和谐一致。

在这个「单纯说真话的人」已经失去了其社会功能的时代，也就是一个没有「先知」的世代，「传道」普遍也只是在真诚互动匮乏的现代生活中传述其所「听说」之道，「说真话」的伦理行动因此成了关键危急时刻人们所能仰赖的偶发神迹，像是一道强烈的闪电乍现天际，划破犬儒与玩世的黑暗、照亮专制与民粹的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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