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道维 2014.12.14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在东西方文化中，那些最重要，最能呼唤各地游子回家团聚的节日几乎都是在冷飕飕的秋冬至新春这半年：如西方的圣诞节、美国的感恩节、阿拉伯国家的开斋节，与中国的农历新年…

也许是因为大家冥冥中都知道，惟有在寒冷的日子里，才会让我们特别想群聚围炉于一间屋内，拉近彼此的距离，珍惜彼此之间少有的温暖问候。想想看，若是节日订在盛夏时分，就算全家人团圆，还会忍受同一间房里的闷热吗？还不如干脆到海边戏水玩乐吧！那样的节日，也就自然与平常嬉戏的日子无异，不太可能在社会上散发出团圆感人的气氛。

反过来说，在这样的团圆日中，如果还是未见到平常不易会面的亲友，那就格外令人容易想念与感触满怀的。

那年除夕全家团圆，在大家饭后饱足闲聊之时，父亲告诉我那个住在阳明山，以前每年来送红包的杨叔叔上个月走了。他讲的时候虽然口气平淡，却掩不住一丝感慨。毕竟这样的消息，在他这把年纪，早已不再是新闻了。

这位杨叔叔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几十年前跟国民政府军队来台湾时就认识的。在那举目无亲的日子，能够交到几个真诚的朋友就如同家人般的宝贵。对我而言，对杨叔叔最多的记忆，就是在每年春节前，他都会坐车到新店老家，向父亲拜年并送给我们兄弟两一人一个红包。甚至在我们都已长大成家，很少再回家里住的这十几年都是如此，将近三十年，从不间断。

原来当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在军中作一辈子老士官的父亲幸运地抽到一户位在台北市的国宅。但是由于离眷村老家很远，交通不方便，所以就干脆把它转让给当时已成婚但还没有房子住的杨叔叔，只收了杨叔叔大概不到房价十分之一的心意钱。以在当时军人收入还非常微薄的日子来看，能在台北市有一栋全新的公寓是相当幸运的，更别提后来那国宅因为地段很好，又被后来急速发展的台北市政府买回都更，几年间增值了好几倍。所以后来杨叔叔就每年新年来给我们送红包，表达他对父亲过去这一段旧事的感恩与追念。

从父亲口中听到这一段故事，我才了解为何杨叔叔每次来都不会先打个电话告知，而是直接按门铃出现，恭恭敬敬地向父亲拜年后，就立刻拿出红包给我们。因为他知道如果先告知何时会来，一定会被父亲拒绝开门。印象中在小时候有几次，还是我在家门外的稻田玩耍时先遇见他的。又有几次刚好家里没人在，他就先回去后来又再跑了来。弄得我父亲常常不知道该是生气还是欣慰地接待他，总是要他别再专程过来。但他始终不听后也就拿他没办法，只在家里一直嘟哝地他是个兔崽子。

去年，他是甚至是抱病来的。虽然我未能看见，但是可以想像他又是拖着瘦小的身躯按门铃，一个鞠躬地送上两份红包，然后又被我父亲训了一顿…。

对于父亲多年前的那份慷慨，我其实没有甚么印象或自豪的感觉，但在杨叔叔身上，我却更亲身感受到这社会已经久违的那种纯朴，一种对一宿之恩永志难忘的坚持。而这一切，似乎也正从今年开始，在这寒冷的冬夜，随风随雨随着逐渐淡薄的人情世故，默默地在我们周围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