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葉仁昌 2002.01.06

翻譯的生命與創作的生命

　　「本色化」是信仰生根的關鍵。唯有本色化，信仰才會成為人們血液與生命的真實部分。然而，基督教在中國的本色化的路線卻出了問題。她一直沒有跳出「翻譯模式」（Indigenization in translation）來。這種模式在尋找一套橋樑式的語言及表徵，並企圖以之來「會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它的考驗和最高成就，只是看誰的「翻譯」最忠實，又是否能臻於「信、雅、達」的境地。然而，一個有信仰的人，在他所屬的文化與生命世界中，最大的意義卻不是作一個「翻譯者」，而是成為一個不斷參與創造和建構的「作者」。

　　「翻譯者」企圖在不同的語言及表徵世界中，尋找共同的意義世界。當他們找到了，就可以稱它作「會通」。他們以為，只要雙方的經驗指涉對象相同，就可互相傳譯和溝通了。但是後期的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卻告訴我們，任何兩組語言及表徵，即使有相同的外在經驗指涉，甚至有相同的形式，仍然很可能代表兩個截然不同的意義世界。因為，語言及表徵之所以有意義，基本上是由於它們為人的一項「行動」。維根斯坦形容語言及表徵有如一場場的「遊戲」。一方面，它們是互動的，並無所謂標準的、可預測或控制的行動。另一方面，它們則受限於各種情境、局勢和遊戲規則。維根斯坦說道，語言及表徵的用法可以類比為其所緣生的「社會」與「生活模式」（mode of life）。他相信，人是先有生活，然後才從生活中學到語言及表徵。並不是先學習了一套語言及表徵，然後才用到生活中。而就在這種新觀點下，語言及表徵的意義，不再是經驗指涉對象的對應，而是形成該語言及表徵的生活系絡了。

成為文化與生命世界的「作者」

　　維根斯坦的這個發現，其實正是翻譯模式的本色化的致命傷所在了。它等於是要求語言及象徵的「翻譯者」要先成為文化與生命世界的「作者」。因為只有完全的參與、認同、並成為對方生活系絡的共同體，才能正確地詮釋對方的語言及表徵。

　　「翻譯模式」的本色化卻忽略了這個認同與歸屬的問題。結果，四十多年來，發生了一個荒唐的故事。就是有一群人在通宵禱告，呼求主復興台灣教會。而他們的心、他們的夢､他們的激情、他們的理想，當然，還有他們的財產，卻在另一個「迦南美地」。試問，這樣的一群所謂的「大能的子民」，如何可能正確而充分地詮釋台灣人民一切的虛空、壓力、迷惘、苦悶和災難的語言及表徵呢？如果他們對於斯土斯民缺乏一種生死與共的認同，那麼他們又有多少的詮釋能力與激情來探索基督信仰的本色化？因而，「翻譯模式」的本色化可以隻字不提台灣的前途與命運，而磨姑在與宋明理學、禪宗和新儒家的「會通」中。

技術理性？抑或演員？

　　「翻譯者」的心態是隔離與二手的。因為，他不需要為作者的論點、立場、風格與後果負責。他甚至不需要同意或欣賞作者的見解。他並不承擔批評，也不享有掌聲與喝采。對於原作的主題與內容，他所需要的也只是翻譯上的「技術理性」，而不是實質上的理性運用或價值判斷。當然，若是他對主題範疇愈有研究與素養，就有可能翻譯得愈好。但即使素養再好，也不能對原作增添或刪減些什麼。「翻譯者」的職業道德，就是堅持自己是「二手貨」，而非第一人稱的參與和關懷。

　　但「創作模式」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 in Creation）則截然相反。他要成為台灣文化與生命世界的「作者」。並以第一人稱的參與和關懷，來承擔批評、迎接掌聲與喝采。他不是一個站在旁邊看人下棋的疏離的「觀察者」（observer），而就是正在角力與奮鬥中的「棋手」，也是台灣這場生命戲劇與神學舞台的演員（actor ）。他直接面臨著即刻的情境衝突與博奕規範。他不只是與斯土斯民成為生死與共、禍福相攜的共同體，更也在與同胞的血淚和汗水的共同命運中，尋索出基督對斯土斯民的意義，並且迸發出神學的果實。雖然過去他所接受的是「移植」過來的基督，今日卻與基督同生根在台灣這一塊「母親的土壤」（motherland）中。他的心在這裡，他的激情在這裡，他的理想在這裡，他的抱負在這裡，他的夢在這裡，他的財產也在這裡。對一個台灣文化與生命世界「作者」來說，台灣不是我們的「埃及」，而是「迦南」。>它是「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它「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申命記〉十一章十一及十二節）

下期待續

本文作者葉仁昌教授任職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是衛蘭團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專題講員
本文原載於《邁向台灣的神學建構》及作者個人網頁，經作者授權本中心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