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屬神學—台灣之愛的再思(二)

【作者:葉仁昌會思想的蘆葦 2002.03.10


概念世界?抑生命世界?


  「創作模式」在母親的土壤中撒種、施肥與深耕,長出不用本色「化」就已經很本色的神學。這種神學的呈現不僅無需「翻譯」,而且是不假造作(made)的。它乃是從文化土壤與生命經歷中自然而然演變而成(became)的。它必然地比任何的所謂「會通」都更本色,也更能深入土地與人心。因為它本來就是台灣文化與生命世界的一部分。

  「翻譯者」模式是在「概念世界」(concept world)中「會通」,尋求語言及表徵的溝通橋樑。而「作者」模式卻是在「生命世界」(life world)中選擇了「同釘十字架」的途徑。事實上,尋求存在經歷與命運的認同和歸屬,正是效法了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榜樣。而這就是本色神學得以滋長的真正養分了。我們相信,「同釘十字架」是有效「會通」的前提。否則,「會通」將是疏離的、貴族的或只是學術的遊戲與自慰。

埃及?還是迦南?


  台灣在許多方面誠然是一塊醜陋與咒詛之地。它是近代中國的「埃及」。在「中國結」之下,台灣生活只是過程,大陸才是終點;台灣經驗只是實驗,大陸才是實現。而在「北美結」之下,台灣為世界的邊陲,北美為中心。北美的奶更香、蜜更甜。我們把孩子送到那裡去,寄望在那裡生根、定居、建立家園。從五十年代以來,我們就在寫一部「出埃及」記,而且愈寫愈澎湃。好像那裡才是應許之地。事實上,北美也好像是移民者的「埃及」。在人心的深處仍然終身不歇地在尋覓另一個真正安身立命的家。他們的「出埃及」不是為了逃避暴虐,而是鯉魚躍龍門。但通常的結局是半龍半鯉魚。

  這些年來,海峽兩岸的交流大幅度改善了。但我們並不確知這一部「出埃及」的故事會不會有一個轉折。大陸也曾經是我們的「埃及」,共產「法老」在那裡施行暴虐。有時我們多麼厭惡它,但它卻又曾是我們的「迦南」;那裡孕育了悠遠的文化,祖先的生命,還有一頁頁中國人的歷史。午夜夢迴時,我們多麼心繫一個有黃河、長江、西湖與萬里長城的家園。然而,如今我們卻是近鄉情怯了。不只因為它滿目蒼痍,而是它認不認得我們這一群台灣的孩子?四十多年來,我們不曾為這個家園的建設付出一分努力,只是不斷地咒詛與隔閡。我們甚至懷疑自己有沒有權利聲稱那裡是我們的家。以一個台灣的年青子弟來說,我們可能沒有一個親人在那裡,甚至也不能辨識任何一寸土地。而在政制與經濟的歧異下,台灣生長的孩子又有幾個人會將它當作安身立命的家鄉呢?它是我們的終點與實現嗎?

  造成這一切恩恩怨怨的我們的上一代都知道家鄉在那裡。而我們這些無辜的孩子卻不知道。許多時候,我們想逃避,無奈地覺得其實整個塵世都是「埃及」。我們歌唱起「這世界非我家」,只有天國才是「迦南」。但是這樣的進路並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它只是用替代性的滿足,使我們落在更大的疏離與更深的鄉愁。很悲哀的來說,我們都像是台灣的「過客」,而不是「家丁」。難道台灣真是如一些人所說的,是一個躺在太平洋上的妓女,「人進人出,各取所需,就是不肯留下愛情」嗎?

台灣教會:沒有面目的傳道者


  很明顯的,「翻譯模式」的進路並不足以面對這樣一個認同與歸屬的難題。事實上,台灣的教會、基督徒以及神學也幾乎完全規避了它。不只是大量的基督徒學生精英外流到北美去,一批批的傳道人與牧師也「蒙召」移居海外「牧會?」。至於文字工作與神學,更是甭談對於台灣社會、文化與現實處境的探討了。除了「翻譯」,還是「翻譯」。

  我們可能都忽略了,「傳道」的本質就是一種「表達與行動」,而「身份與特徵」的認定則是一切表達與行動的前提。身份與特徵所給予的,其實就是使人有面目的一張「臉」。藉此我們得以辨認出「他是誰?」。而一個沒有「歸屬與認同」的人,就好像一個沒有身份與特徵的人。實在來說,他就是一個沒有「臉」的人。更嚴重的是,我們根本無法真正詮釋或暸解他的表達與行動。因而,這時不只是他的表達與行動,即使是他的存在本身,也都成了「謎」,或只是一些不相干、引不起共鳴的東西罷了。四十多年來,台灣的教會與信徒就有如一個「沒有面目的傳道者」(a faceless preacher)。我們從「天」而降,在「真空」中吶喊著「耶穌愛你」。聽到這話的人最大的困擾,其實不是「耶穌是誰?」,而是「你是誰?」。因為,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如果一個人不能辨識與認同你的面目,他是不會去追問你的表達與行動的。

  其實,信仰的本質就是認同。人認同於上帝,而且透過上帝,我們真正地看到了自己。但不是如此就結束了。我們也透過上帝,看見了我們的同胞與鄰舍。或許我們可以這樣來譬喻,對上帝、對自己、以至於對同胞和鄰舍的認同,其實是不可割裂、有如「三位一體」的。它們彼此互為一個參考架構。然而,今天的台灣教會所關心的卻只是「我是誰?」,也就是個人在上帝面前的自我認同與意義的追尋。卻嚴重忽略了「我們是誰?」的課題,也就是尋索個人在群體中的意義,以及群體在上帝面前的意義。這種疏離的「我」觀當然使得教會與信徒變成了台灣社會與文化中的「陌生人」與「異鄉人」,而不是「鄰舍」與「園丁」。

下期待續

本文作者葉仁昌教授任職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是衛蘭團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專題講員
本文原載於《邁向台灣的神學建構》及作者個人網頁,經作者授權本中心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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