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属的神学—台湾之爱的再思（终）
归属与认同：意识形态化的诱惑
「归属与认同」当然不是现在才有的独特呼声。但是，台湾当前的「归属与认同」的问题，却面临了意识形态化的诱惑。不可否认的，台湾的主体意识已经渐渐觉醒了。然而，它却经常夹杂着历史仇恨，并且以浓厚的「反抗情愫」（anti-feeling）来看待国民党此一外来政权及其一切相关的符号象徵，从国号､国旗､国歌､到国语（北京话）。而在台湾政治的反对势力中，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ical ）的取向，也逐渐驱逐了原本即相当薄弱的实用主义（pragmatical ）政治风格了。
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归属与认同」是为了在上帝面前寻索个人与群体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需扬弃一种纯地域与种族的傲慢自大的态度。因为这种狭窄、自义而没有爱的「归属与认同」，在上帝面前并不能称「义」。「归属与认同」虽然强烈的要求我们以这块土地为上帝的应许之地，并且在一己的身份上肯定为「台湾之子」。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断然拒绝在违逆上帝的大爱与义的原则下自私的选择「邻舍」与「家园」。
归属与认同的真正对象：现时此地
事实上，「归属与认同」的真正对象就只是「现时此地」（here & now）。在这个界定下，所谓的「创作模式」的本色化，亦即是「现时此地」化了。我们必需特别提醒的是，「现时此地」的确认不是僵硬的。它乃是经由地理、历史、血统与上帝的呼召等种种的因素，所交融和激荡而得到的「归属与认同」。
更重要的是，强调「现时」并非因而丧失了历史。因为「现时」必然包含着完整的「过去」，也同时指向了「未来」。同样的，外省籍的同胞与国民党也已经在台湾四十多年了。他们都已经成为「现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台湾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道路上，也扮演着不容否定的角色与贡献。这其中有个道理其实是很浅显的。「今日之我」在本质上乃是过去岁月的总累绩。抽离掉了任何一个「昨日之我」，就将不再是「今日之我」，而是另外一个陌生的存在了。割舍历史无可避免的是一种严重的自戕。它只有在极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为之。以此而言，「归属与认同」的真谛，乃是以着前瞻性的态度､富于创造的活在「现时」了。它一方面将「过去」放在「现时」来珍爱与反省；另一方面，则从「现时」指向「未来」而变革与开创。
同样的，强调「此地」也不就必然的陷入地域主义。因为「现时」我们虽然踏在「此地」，但或许「未来」由于地理、历史、血统或上帝呼召等种种因素的变迁，反而使我们从「此地」走到了「彼处」。结果，「过去」的那个「彼处」反而变成了「现时」的「此地」。由此可见，「此地」与「彼处」并不是一种永远而绝对的区分。尤其在世界已逐渐形成一个所谓的「地球村」的情况下，我们实在应该有着更开放的心灵来接受「此地」与「彼处」的变迁。事实上，衡诸中国的近代史，许多外省籍同胞的错误，就是迁台已数十年之久了，而仍不肯将「过去」的「彼处」认同为「现时」的「此地」。相反的，许多本省籍的同胞则又不肯承认，或许「现时」的「彼处」有朝一日会因为日渐的交流与沟通而成为我们「未来」的「此地」。
这样看来，「归属与认同」是有其动态而富于弹性的一面了。它既不能在属于时间系列的纵剖面上飘零失根，也不容在属于空间系列的横剖面上自我隔离。一方面，它既有环环相扣的「历史脉络」（historical context）；另一方面，它也有层层相叠的「环境脉络」（environment context）。而就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们发现到原来「本色化」､「现代化」与「世界化」竟是如此的吊诡而不可分割的。
「现时此地」概念的两重价值
从比较学究的角度来考察，使用「现时此地」这样一个概念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好处。
第一､它既涵盖了差异的区域空间，也包括了不同的时间序列。至于「中国」或「台湾」却纯然只是地理上的名词。事实上，爱因斯坦所提出的「四度空间」说也早已告诉了我们，空间是不存在的，除非时间同时存在。同样地，我们的区域空间观念也得接受时间序列的挑战和变迁；并经由这样的变迁来归属与认同「现时」中的「邻舍」与「家园」。因此，从「现时此地」出发而为本色神学的进路，实在较之所谓的「中国化」或「台湾化」更为「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
第二､「现时此地」这样的概念也是比较中立与超然的。相反的，所谓的「中国」或「台湾」则包含了强烈的情绪、历史的包袱与传统的情结。而这些强烈的情绪､历史的包袱与传统的情结，则往往驱使我们陷入意识形态化的危机。「归属与认同」的问题诚然在台湾有着「过或不及」的两极困境。然而，笔者始终坚持相信，我们先是上帝的儿女，然后才是人子。而我们也先是人子，然后才是一个中国或台湾之子。更重要的是，我们爱台湾人，并不是因为「台湾」；而我们爱中国人，也不是因为「中国」。唯一的原因只因为他们是上帝所创造的「人」。
这样的立场让我们规避了一种将「中国」或「台湾」当作意识形态来承担的罪恶。但却不是让我们逃避一种把它们当作家园与邻舍来承担的职责。其实我们所强调的，只是给乡土和同胞一种属乎「神性」的爱。它当然不是只有理性而无激情，它只是拒绝意识形态化。「归属与认同」应当出于神性与良知的召唤，并从这样的召唤中抗拒丑陋的意识形态。它要的是十字架，也因此它厌恶意识形态。然而，今天某些宣讲「乡土神学」的人士却刻意的将「归属与认同」的问题意识形态化。譬如王宪治牧师就鼓吹政治意识形态的建立，因为「没有神学没有意识形态的成分；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神学的成分。」这实在是一段荒唐话。神学与意识形态的结合，乃是一个现实性的悲剧。但我们不能以为「凡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他并没有体认到，其实意识形态与属乎上帝的良知是如何的誓不两立。因为，意识形态强调自己所属种族、地域或文化的优越性；而十字架却是虚己和谦卑。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譬喻，意识形态的本质是「肉身」要高举成为「道」。而十字架的精神却是要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他「自我约限」在小小的木头上，并取了奴仆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
我们只有一个原生的十字架
从基督徒信仰的立场来说，我们不是因为「中国」而背负了中国的一切；也不是因为「台湾」而背负了台湾的一切。我们乃是因为基督。我们因而只有一个十字架，就是基督。民国初期的基督徒，曾经背着国家主义的十字架，现时又要背着「归属与认同」的十字架。然而，正确的来说，却只有基督才是「原生的十字架」（original Cross）。其余的种族、血统、肤色、党派、省籍或是国家，则都只是「衍生的十字架」（derived cross）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因着基督，我们根本没有权利背负任何衍生的十字架。而也因着基督，这些衍生的十字架才不重。
本文作者叶仁昌教授任职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是卫兰团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专题讲员
本文原载于《迈向台湾的神学建构》及作者个人网页，经作者授权本中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