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消费故我在?」――经济危机下的信仰反省

【作者:关启文会思想的芦苇 2018.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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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经济危机中的反思

显而易见,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挂帅的世界。自1989年起,当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倒下,社会主义看来一败涂地。事实上,社会主义尽管有数十年以来的努力,仍然未能如资本主义社会般,有效地供应消费品。东欧人民深明此理,这是他们反对共产政权的原因之一,最后促使它们的倒台。即使在一些共产政权幸存的国家(如中国和越南),社会主义理念已经为市场理论所取代。以上种种,促使某些学者(如Fukuyama)宣称,历史现已在民主资本主义之凯歌中终结了!很多亚洲人都会认同这种看法(至少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前),对繁荣的经济和五花八门的消费品的渴求,在亚洲国家内是普遍存在的。

战后数十年来,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西方人眼中,不啻为经济奇迹。每个亚洲的大都市,都清晰地展现消费社会的效率和富裕。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东亚国家均能达至同样的成就,但资本主义的天堂均是人梦寐以求的,他们以大都市为榜样(如香港和台北都是佼佼者),努力学效她们的成功。经济危机将一切改变了吗?并非如此,东亚人如今的确更警觉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陷阱。他们或许愿意稍微缓下脚步,勒紧一下裤头,但为的只是更快渡过经济危机,这样看来他们最终的目标根本没有甚么改变:拥有快速之经济增长和无尽消费品供应的资本主义社会,仍是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然而基督徒的想法会不会有分别呢?

我有点怀疑。基督徒经常谈这原则:「在世而不属世」,但我只能肯定前半部分的真实。我想,大部分东亚基督徒在一定程度上信奉资本主义(南亚洲的情况或许不大相同,其别树一帜的解放神学〔例如Dalit神学〕会吸引多一些基督徒)。虽然东亚基督徒对于社会主义理念(例如平等)抱较多的同情,他们甚少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能因为我们大多是繁荣经济中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我认为基督徒是有理由不相信历史终结之说。首先,对一些能分辨历史深层意义和终极方向的宣称,我们应持保留态度,因为奥秘的事情只属于上帝。其次,所有将世俗系统置于祭坛上的企图都可说是偶像崇拜。基督徒或可同意社会主义之失败,并相对来说,资本主义较能有效地创造财富。尽管这事实或许可以满足世俗主义者,基督徒却有理由怀疑,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社会经济体系是完美的。我们更需要注意社会经济体系对人类灵性方面的影响,这是世俗主义者会忽略的。虽然,我认为经济危机不会自动改换一般人的梦想,它的确反映了资本主义耀眼战衣中的若干隙缝,并最终让我们有思想空间,去批判地审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社会

许多人以为世界已经从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可谓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本文的「后现代」,是指那些明显与理性主义相违背的生活特徵。这些特徵有深远的历史根源,但主要盛行于二十世纪下半叶。譬如说,启蒙运动崇拜科学和技术,后现代的新纪元和缘色思想却猛烈地攻击机械论的科学和技术,并认定它们是破坏环境的元凶。后现代主义的宗师主要来自欧洲大陆。念哲学、文学或社会学的学生,大抵对于德里达(Derrida)、傅柯(Foucault)、布希亚(Baudrillard)和李欧塔(Lyotard)等名字不会感到陌生。上述学者认为现代性的最深层问题,乃是其执迷于客观真理(参德里达论原道中心论[logocentrism]),而他们的目标就是所有「二元论」、「绝对真理」和「宏大叙事」的解构。这明显是引向相对主义的路径。

然而,近代反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并不只是象牙塔里的学究们的玩意而已,具相对主义色彩的口号,例如「一切视乎你个人观点」、「并没有绝对真理」、「世事无绝对」等,也挂在一般人的唇边。他们或许说不出一种高深的相对主义哲学,也不耐烦去如此做,但他们就是拒绝进入令他们「头昏脑胀」的理性辩论。那他们怎样作出抉择呢?全赖感觉。后现代的人容易被影像和其暗示的联想所感动,而非理性上的考虑。这种社会文化的来临,跟消费社会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

在现代时期,经济体系中的主要部分是生产和制造,具代表性的形象就是在工厂里工人在生产有形的消费品。在后现代时期,经济体系中的主要部分是透过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来赚取金钱,消费者所购买的主要是无形的产品,如资讯或经验;具代表性的形象是一所大型购物中心,内有商店、银行、旅行社、电影院、美食广场等。你可以发现商店和美食广场仍然要售卖有形的产品,但所不同的是,对后现代的消费者来说,这些产品的价值,不再单单在乎产品能否满足他们的肉体需要,更重要是系于产品为消费者所带来的感觉,并为他们所建立的身分。因此,我们需要把消费主义看成一种文化去研究。

消费文化的形成可追溯至不同的根源。首先,基于生产的改革,产品出现剩余。商人没有因此减低供应量,反之尝试制造对该产品的更大需求,这奠下了广告业兴起的基础。广告业的主要策略,就是为产品创造一种形象,是能与我们的潜意识欲望产生共呜的。例如:若你想成为真女人,就应该买某间金铺的手饰;如果你要活得潇洒又吸引异性,就应该用某一种信用咭或手提电话云云。其次,现代化在远离传统和宗教的同时,很自然地转向人的主体和自我意识。根据甘宝(Campbell)所言,浪漫主义的影响尤其重要,它认为可透过「经验的消费」(consumption of experience) ,就能达致自我解放:

「事实上,『自我』成为位格性的上帝或神明,是人必须服从的。因此,『获得经验』(这里包含着对各种各样的满足和刺激的感觉的追求)成为了一种道德活动,甚至可说是一种责任…人不再被认为是有原罪的原始材料,需要建构成有『品格』的人;人被视作『自我』,要透过经验和强烈的感觉从社会习俗中的抑压和限制释放出来。」(参Clapp,页28)

有两种原因促使了新类型消费者的成型。传统的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与人类基本需要有密切关系,例如食物、衣服、居所。如今,基本需要与奢侈品的界线愈发含糊。譬如说,有无数种食物和衣服可供我们购买,且均可以给我们饱足和温暖。只要价钱许可,它们的象徵价值遂成为最重要的考虑:我购买这种食物感到舒畅吗?我穿上这些衣服好看吗?这种消费方式有助我建立自我形象吗?这里存在一种矛盾:消费过程同时有个人性和与社会合模的色彩。当你在商场或超级市场中购物,你看来是按一己需要而自由选择产品,每一人看起来也可以大声呼喊:我是世界的王(就像电影《铁达尼号》的主角)!然而,这种自由是十分表面的:

1. 我们处身于巨大的压力下,要依从消费的游戏规则。否则,你将要承受很大风险,遭受社会的排斥。至低限度来说,家长需要按规章行事,避免儿女感到匮乏和孤立。

2. 我们的需要或许是人为的,乃广告的诱惑和公司橱窗塑造出来。只要想一下,你买的商品中,是否有不少是极少使用的呢?

3. 我们其中一种需要,就是取得别人的认同。然而,消费文化的认同是建基于流动不息的潮流,而并非恒久的。

请紧记:后现代的消费者是被造成,而非天生的。(A postmodern consumer is made, not born!)整个过程因着资本主义逻辑的需要而衍生:为了需要销售新而刺激的产品,必须要有一定数目的消费者以消费为生活方式,消费占他们自我肯定的一个中心位置。他们相信,终极的快乐与消费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他们更是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要求更多更多的享受。有些人的心灵更是被「占有更多的渴求」所占有,他们不单喜欢购物,甚或更享受购物的过程(边逛边看、查探和比较价格、想念着心仪的产品、作出最精明的抉择),这一来消费就由「手段」转化成「目的」本身!简单来说,后现代消费者不单有渴望,他们更渴望自己经常有渴望-这种生活方式赋予他们生存的「意义」。

消费主义的宗教

无论从伦理角度或属灵角度而言,消费主义绝对不是中性的。启蒙运动也可说是消费主义的根源之一,它将上帝撵出窗外,而把人安放在宝座上,它认定没来生、没救恩,那我们所有的快乐,只能在今世中寻找。除却消费的喜悦以外,世上还有甚么更直接和具体的快乐呢?即或世俗主义者有时承认消费品不能提供恒久的属灵满足,但他们强调消费品至少可以使人的注意力不断分散(distraction) ,不去思考生命意义或永恒满足的源头等不能解答的问题!他们甚至进一步辩称,消费主义容许我们对自我创造和自我肯定有更多自主权,我们还要求甚么呢?我们也要注意,消费主义的价值有一种自然倾向,会不断扩张以致主宰其他价值:当货物大部分是消费品,商品(goods) 就被等同美善(good) ,价值也纯粹以金钱来衡量,那精神性、无形的美善就容易为人忽略,甚或被嗤之以鼻。

有趣的是,典型的消费主义者的行为,与宗教行为竟有着不少相同之处。在大城市中,大型商场成为消费主义的教堂和殿宇。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大都市的象徵,正如昔日的教会般。星期天或夜晚购物成为我们每周的崇拜。银行提款机是路旁的神龛,方便我们履行消费主义宗教的仪式。商品如今往往拥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吸引力(至少生产商想如此包装他们的商品),而这正是传统上属于上帝的特性。我们人生的经历,诸如婚姻、儿女出生都主要是由消费仪式构成,例如拍结婚照、买玩具等。我们的假期的主要内容和目标也是消费,无论身在本地或是海外。宗教强调信仰在我们生命每部分均占中央位置,信仰应与生活结合,这角色看来已成功为消费品所取代,基督徒也不是例外,他们实践信仰时往往感到举步为艰,但活在消费文化中却如鱼得水!在这层面来说,消费主义的上帝已经战胜了。

消费主义-另一个失败的「上帝」

然而,即使在有反思之世俗主义者的眼中,消费主义从来不是一个毫不含糊的祝福。虽然人们寄以厚望,但社会实验的结果显示,消费主义并不能兑现它的承诺:

1. 消费主义与人类的快乐

提供消费品是否可以使人快乐,是得值得怀疑的。早几年在日本有一个调查,绝大部份人同意四十年来日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但只有很小部份同意,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更快乐。去年有一个调查研究亚洲的年青人是否快乐,结果令人相当詑异,经济不甚发达的菲律宾的青少年最快乐(超过70%),而敬陪末座的正是经济最发达的香港和台湾,只有5%的香港青少年说自己快乐!穆尔(J.S. Mill)许久以前已经指出了享乐主义的矛盾:我们愈是有意识地渴求快乐,便愈难得着快乐。快乐并不单依靠我们身外发生的事情,也与我们内心的期望有密切关系。繁荣的经济故然提供更多类型货品的选择,并提高感官上的刺激,但消费文化同时不成比例地提升我们对于快乐的期望。(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持续不断地要求消费品,经济才能增长,所以商人一定会千方百计令我们感到不满足。)

当我们愈是习惯即时的满足和自主,我们愈是不耐烦延迟的满足和限制,更不用说逆境的时候了(这说明了为何在IQ 和EQ 以外,我们今天要讨论逆境智商AQ)。惯常的不耐烦和内在的不安,都是消费主义者性格的特质,但显然这不是快乐之道。此外,如今的经济危机更加让人知道,没有魔术棒可以使经济永远兴旺。当我们孤注一掷地追求快乐,则我们的快乐会被不受控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牵着鼻子走,更不用说意外、灾害等都是难以逆料的。消费主义所应许的绝对快乐是一个谎言。 以上的分析显示,即使以世俗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消费主义作为追求快乐的途径,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同时要注意,消费文化倾向制造平面人,只顾依恋感官的满足和刺激。然而彻底忽略属灵满足最终只会自食其果,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任职辅导员,她最近告诉我,在西方富裕社会中,有许多年轻人内心隐含着一股愤怒。没有人亏待他们,相反,他们的父母的供应倒很充足。他们为甚么愤怒呢?谁人需要为许多难以理解的青少年暴力,诸如暴动或校园枪击事件负责呢?我认为年轻人感到被社会和文化出卖了,因为电视和广告等都似乎在应许:只要他们愿意花钱购买货物和享受生活,他们就会获得快乐和自尊。如香港的海洋公园曾有一个有趣的「魔镜」广告,里面的讯息就是「无限开心,随时发生。」然而,当他们尝试了一切(从日常消费品到性或毒品)后,他们仍感到沉闷。他们完全相信享受完全的快乐是他们天经地义的权利,那他们现在的不满应该怪责谁呢?或许没有人,也可以说任何人。也许,这解释了他们内裏的愤怒?无论如何,我主要的论点是,消费主义者的社会实验,正应验了耶稣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2. 消费主义与自我身分(self-identity)

消费主义的生活模式是后现代社会建构自我身份的途径。笛卡儿的格言「我思故我在」,概括了现代建立身分的方法,是建基于人的理性和自主。说后现代人是「我购物故我在」,或许更加合适。他们似乎毋须任何深层的身分;他们以消费方式来肯定自己,并认同短暂的感觉和文化潮流。然而,这些东西的转变是很快速的。因此,后现代消费者的身分是浅薄、不长久、十分矛盾的。如同电视荧光幕上演许多节目,节目之间却互不相连,快速相继转换着。对于后现代消费者而言,当消费和娱乐活动络绎不绝时,生命是「丰盛和快乐」的。一旦这些活动停止,他就会感到空虚和不安,那时他就好像没有节目播出的电视荧光幕,余下的只是没有意义的杂声和跳动的线条而已。

好些后现代主义者庆祝这种具流动性的自我形象,认为这促进人的自由,但这种表面的「自由」是幻觉而已。当人的自我陷溺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便失去了自我超越的能耐。较严重的问题是稳定自我身分的腐蚀,摧毁了承诺和长期委身的基础。后现代人的性格是不会因为误时和失约而感到内咎的。无论如何,谁能坚说那不愿意守诺言者就是那许下诺言的人?对于传统的人来说,虽然我今天的感觉和昨天作出承诺时的感觉截然不同,但我仍然会遵守这承诺,因为始终是我自己作出承诺。然而,这却不适用于后现代人的性格,因为他们的个人身分就是由受感觉建构而成,那感觉的强烈差异就意味着自我的断裂。后现代人的婚姻观也源出一理:只要这一分钟他们觉得自己是认真的,他们便可立刻发生关系;另一分钟再没有feel(感觉),便可以视作陌路人。这对于一种消费文化来说,也是容易理解的。以上所论证的,就是饱和的消费文化最终会导致自我的解体,这正是圣经的教导「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之现代诠释。

3. 消费主义、社会和环境

勤勉、节约、具创意都是成功经济的文化基础。讽刺地,成功的经济经常制造出一种巩固的消费文化,腐蚀着以上的基础。这样说来,消费文化是自我毁灭的。消费者的文化同时腐蚀着社会道德。当经济作王之际,人本身反遭压榨。因此,消费主义倾向发展成一种非人性的文化。人只懂得每种东西的价钱(price),却不明白它们的价值(value):

「金钱迅速且有效地把所有具体而有品质的关系还原为一些可互相比较的东西,这样使理性化的选择成为可能。… 我们所经验的世界,却成为一处毫无品质可言的地方。」(Gay in Clapp 1998, 页25)

消费主义对于环境具破坏性的影响,也是人所共知的,我毋须多提。总而言之,消费文化或许能短暂维系一个社会,长远来说,却是对人类社群有害的。

消费文化中作主门徒

如今我们十分清楚,在消费社会中要成为忠心的基督徒,并不容易。我可没有万试万灵般的答案。以下数点是当我苦思这课题时,感到是颇为有用的方向。

1. 对社会文化具批判的醒觉

对于港台的基督徒来说,玩消费主义的游戏并不困难。我们容易过于认同,甚至忽略了消费文化潜藏的价值,这是危险的。我们甚至援引经文来将这些价值基督教化。我们需要与消费文化保持一定距离,以基督教价值观去批判它。我们同时需要真诚地作自我审视:我们受消费文化风潮影响有多深?我们自我形象的基础是甚么?这过程或许是痛苦的,基督徒却必定要作这样的自我审视。要是基督并不是万有的主宰(包括我们的生活模式),他根本就不是主。(If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今天信仰的危机是,很多信徒用消费主义的心态看待信仰。他们关心的是教会给他们甚么feel,不再问可以为教会做什么,而是问教会能否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无论在听道或上主日学,他们越来越讲求有feel,「无feel」就不想来。而且当自我由感觉主导,他们会缺乏信守承诺的意志,教会也越来越难找人承担需要长期委身的事奉。

2. 敢于与别不同的自由;耶稣基督的榜样

我们经常要紧记基督的榜样:他虽然富足,却为我们缘故甘愿成为贫穷,使我们可以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林后八9)。这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是甚么,并我们在基督裏所享有的真自由。当我们委身与他,我们同时获得敢于与众不同的自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十二2)。

3. 让上帝成为自我身分的基础,从而得着终极的满足

上引的经文论到上帝可喜悦的旨意。除却认识消费主义快乐的假象以外,我们需要明白,上帝并不是反对快乐的。他给予我们爱和美善,那是我们恒久快乐的根源。此外,他在基督裏彰显出来的爱,正是我们自我身分更稳固的基础。对于基督徒来说,我被爱故我在(加二20)。这爱呼召我们为了事奉上帝和其他人的缘故,不断超越自己。

4. 庆贺创造的美善:感恩和管理

严格来说,基督徒并不反对消费品。我们可有自由使用它们;关键在于一颗感恩的心(提前四4)。个中差异在于,后现代消费催使我们聚焦于一己的满足;基督徒以一颗感恩的心享用受造之物,这也构成他与创造主的关系。前者滋生贪婪和无节约的欲望,后者却带来喜乐和节制。

5. 追求公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对于那些缺乏基本需用的贫穷人和边缘人,基督徒不能采取一种冷酷无情的立场,因为我们蒙召要行公义、好怜悯、谦卑地与上帝同行(弥六8)。反对照顾穷人者的态度无疑有违怜悯的原则,并忽略在社会中公平地分配货品的需要,这都是根源于一种属灵的骄傲(如同我们真个是世界的王般)。甚么是公平的经济秩序,这问题十分复杂,在此我不能处理。我只是强调,基督徒不能忽视社会公义的问题。最基本的要求是,那些有余的人,应该培育乐意捐输和与人分享的习惯。

5. 一个消费的教会,还是有客旅精神的群体?

基督信仰是群体性的。倘若没有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支持,我们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实践基督教的价值标准。不幸地,教会本身也容易陷入消费主义式的生活模式,成为消费的教会。正如神学家候活士(Stanley Hauerwas)提醒我们,要是教会真要成为世上的光,她必须打消与世界和洽相处的念头。相反,教会必须记着她只是客旅,要在现世见证天国的生活模式。我们应让信徒了解教会是一个充满限制的家,但只要有爱,它就仍旧是一个真材实料的家。爱,才是教会最主要的记号。教会不是「百佳超级市场」,无法提供式式俱备的货品供你选择;更没有「至抵精明眼」帮你到处「格价」,让你享受最佳服务。我们要「落手落脚」的建立这个家,不要总是一副「等人服事」的样子;也要分清「用心」办活动与「用钱」办活动的区别。

总结

最终来说,消费主义是关乎爱――爱的秩序和优先次序 。基督徒对于上帝的爱的渴求,必须凌驾于对消费品的追求。否则,我们的生命必为消耗消费品的欲望消耗净尽。求主怜悯。

参考书

以上文章有部份参考了〈我消费,故我在――消费文化与信仰危机〉,《宣讯》第十四期,2001年2月。以下的英文书也很值得一看:

Bocock, Robert. 1993. Consumption. London: Routledge. Clapp, Rodney, ed. 1998. The Consuming Passion: Christianity and the Consumer Culture. IVP. Shelley, Bruce and Marshall Shelley. 1992. Consumer Church: Can Evangelicals Win the World Without Losing Their Souls? IVP. Wuthnow, Robert, ed. 1995. Rethinking Materialism: Perspectives on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Economic Behavior. Eerdmans.


◎作者为浸会大学宗哲系系主任,个人网页http://kwankaiman.blogspot.tw/
e-mail: kmkwan@hkbu.edu.hk

关启文博士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电机工程系,后往英国攻读神学,八九年于苏格兰鸭巴甸大学取得一级荣誉道学学士学位,随即往牛津大学深造哲学与神学,九一年与九三年分别取得硕士与博士学位,曾任香港基督徒学生褔音团契训练部主任,及中文大学崇基神学组讲师,现任浸会大学宗哲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系统神学、宗教与科学的对话、伦理学等。他的着作有《我信故我思—真理路上的摰诚探索》(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1998年9月) 及《是非曲直――对人权、同性恋的伦理反思》(香港:宣道出版社,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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