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齊宏偉 2005.06.26

這質問太深沉了，拉斯柯尼科夫竟跪在索尼婭面前，說是向人類的苦難下跪。

　　“我真傻，真的。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裡沒有食吃，會到村裡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

　　祥林嫂反覆向人訴說她悲慘的故事。起初還很有效，男人會收斂了笑容走開，女人們會賠出許多眼淚來。但後來她一再訴說，大家就厭煩的頭痛。

　　“我真傻，真的……”

　　“是的，你是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沒有食吃，才會到村裡來的。”

　　別人打斷她的話，甚至取笑她。

　　魯迅在1924年的早春寫到：“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鑒了許多天，早已成為渣滓，只值得厭煩和唾棄；但從人們的笑影上，也彷彿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也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一瞥他們，並不回答一句話。”

　　提早三十八年的俄國，契訶夫也在關注這一心靈事件，於1886年寫了短篇小說《苦惱》。小說寫出租馬車車夫姚納波達波夫前幾天剛死了兒子，內心非常痛苦。他向一位乘坐馬車的軍人講自己死了兒子，軍人說：“趕車吧，趕車吧，照這樣子我們明天也到不了。快走吧！”接著，這位乘客乾脆閉上了眼睛，顯然不想聽下去了。

　　姚納向另外乘車的三個人講兒子這個星期死了，那位站著的乘客，一位暴躁的駝子歎道：“人都是要死的……好，趕車吧，趕車吧！諸位先生，我堅決不能再照這樣趕路了！他什麼時候才能把我們送到呢？”

　　後來，姚納收車回到又大又髒的灶台旁的住處。一位正在睡覺的年輕車夫爬起來喝水，姚納跟他講自己的兒子這個星期在醫院裡死掉了，然後觀察有什麼反應。但他的話一點影響也沒有，年輕人很快把被子蒙上頭，又睡熟了。

　　契訶夫寫到：“那成千上萬的人當中連一個願意聽他講話的人都沒有嗎？然而人群在奔跑，既沒有注意到他，又沒有注意到他的苦惱。……那苦惱是廣大的，無邊無際。要是姚納的胸膛裂開，苦惱從中滾滾地流出來，那它好像就會淹沒全世界似的。然而，話雖如此，那苦惱偏偏誰也沒看見。”

　　最後，姚納出去對著拉車的小母馬講了起來，他講得如此入迷，把心裡話統統都對它講出來了。

　　這兩位偉大作家都寫出了：比痛苦更痛苦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疏遠，是對別人痛苦的鄙視和漠視。許多苦惱固然是偶然的生存裂痕造成的，就像祥林嫂的兒子被狼叼走掏空五臟，就像姚納的兒子得了熱病在醫院躺了三天就莫名其妙死去。

　　但更苦惱的是沒有共通的心靈來一同承擔。甚至，因為有了不幸，反而遭這個社會排斥，被別人鄙視。就像寡婦祥林嫂寡婦身份被四叔看不起，其再嫁被周圍人鄙薄，死了兒子到處訴說則被人視為怪異。姚納呢，有了不幸向人訴說，就被乘客看為老不死的，被辱罵為不配有兒子不配結婚。

　　早在1831年，巴爾札克就在《驢皮記》中寫社會從來不願接受弱者和不幸者，社會永遠是強健者和權勢者的遊樂場。那麼，由這些強健者和權勢者所構造的文明一定也排斥苦難、漠視苦難，聽不見弱者痛苦的呻吟了？

　　這正是文明的不幸。語言文字發明出來本為了解決人們孤獨和疏離的痛苦，但更加重了人們的孤獨和疏離，絲毫沒有減輕人們沉默的痛苦。大家賞鑒祥林嫂的不幸，是當成一個脫離了生存痛苦的故事來品評，絲毫不關注那顆訴說故事的心；姚納渴望對人好好說一說自己兒子死去的大不幸，但到處發現孤獨的大漠，人們告訴他“人都是要死的”，這是實話，也是理智的話，但這個時候聽了，偏偏不像人話。

　　在文明的符號体系中，弱者個人的痛苦根本就沒有可能訴說。因為大家要過的是文明的、強壯的、健康的生活，大家要幸福，不願用不幸來纏絆自己。每個膽敢撕開生存裂口的人，都受到大家的藐視和唾棄。

　　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1774年）中，維特看到了存在的虛無深淵，看下去不禁頭暈目眩，就自殺了。於是大家誰也不敢往下看，反而說維特性格軟弱才殉情自殺。同樣，在一個充滿了祝福空氣的神聖時刻，祥林嫂偏偏不早不晚死去，被四叔罵是個孬種，攪了這個時候祝福空氣的神聖。何必用你淒慘的故事來給興高采烈活著的人，或者假裝興高采烈活著的人大煞風景呢？

　　列夫托爾斯泰的《伊凡伊利奇之死》（1886年）中的伊利奇在得了絕症後才終於發現，原來人們活著都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會死的，人總是想方設法忘掉，或硬說這個世界上最重要、最真實的問題不重要。他躺在那裡等死，他的女兒、妻子卻打扮好了要去看戲，每個人活得就像不會死一樣，在他病床邊，伊凡伊利奇本能感到大家排斥他，恨不得他馬上死掉。這是生命的虛偽和人類的虛偽。

　　當然，魯迅所批判的並不是人類和生命，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以禮教為特點的文化傳統早就定規婦女的三從四德和敬拜祖宗的繁瑣儀式。祥林嫂生而為女人，在中國就是不幸，就是弱者，要背負一世的重擔。而偏又死了丈夫，更是沒有活下去的資格。因為她的生存早就成為她不是貞婦的證明，若是的話早就應該殉夫；再後來偏偏又再嫁，實在更失掉了在中國做人的資格。

　　不僅她原先的婆婆把她看成是給自己的另一個兒子娶媳婦的彩禮錢，她後來嫁到山裡去的人家，在他夫死子亡之後也來收屋，把她趕出來了。她第二回到四叔家，四叔告誡四嬸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傷風敗俗的，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的時候可用不著她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吃的。”

　　果然，後來恰恰就是因為祥林嫂沒有能夠參與祭祀的準備活動，整個精神世界徹底垮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夫權、族權、政權、神權”的四重壓迫，使祥林嫂被舊禮教的中國文明活活吞噬了，吃完了，連一絲血腥氣也沒有。

　　魯迅對所有這些四叔們構築的中國禮教文明和它所有的禁忌，充滿了憎恨和厭惡；也對自己身上的知識份子氣深為不滿和自責。他對祥林嫂充滿了同情，但對她的愚昧與訴說也有不滿。魯迅是不主張對著敵人暴露自己的傷口的，就像《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如一匹狼一個人在角落裡舔著自己的傷口就算了。

　　相比之下，契訶夫顯然還沒有喪失對語言和訴說的基本期待，哪怕是讓姚納對著母馬訴說，他都肯定了交流和傾訴的重要。為什麼會這樣？是不是在俄國，有宗教的影響，認為語言和傾訴是上帝賜予人的權利，而不是權貴者施與的恩惠呢？

　　不管怎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和《死屋手記》，契訶夫的《苦惱》和《凡卡》，都肯定了面對生存的憂傷和痛苦，借助於閱讀和演戲，借助於傾訴和寫信，都可以緩解這一痛苦，令人在無可安慰中得到安慰。

　　被所有人排斥了的姚納，畢竟還相信傾訴的重要性，對富貴者有著自己的批判，認為他們吃飽了飯當然可以心平氣和，而自己就應該好好說一說如此悲慘的事。沒有人聽了他還會跟馬去說，他有內在的精神世界，在訴說中緩解內心壓力。

　　但我們看祥林嫂就不是這樣了。她訴說後遭到賞鑒繼而鄙視後，乾脆就閉了口，認為不該對人絮絮叨叨；遭四叔所代表的禮教文明排斥後，她沒有了洗祭祀的酒杯和筷子的權利，於是整個精神世界就崩潰了。

　　也就是說，祥林嫂和禮教文明的世界是一体的，她根本不可能有一絲一毫的質疑。在她的精神中能對這個禮教的世界構成衝擊的，一個就是柳媽所說的民間佛教因素，另一個就是出外讀書的“我”之知識。
　　柳媽所信的已經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混合了民間迷信的東西，告訴祥林嫂因為有兩個男人，所以將來到陰間後只好被閻羅大王鋸開，分給兩個男人。於是，祥林嫂趕緊去廟裡捐門檻當替身。

　　後來祥林嫂從四叔家出去當了乞丐之後，遇見了“我”，已經不大相信柳媽的贖罪之道了，才問“我”有沒有魂靈和地獄，死後的一家人會不會見面？結果，“我”這出外讀了書的所謂知識份子，支支吾吾為了她的好處說有魂靈。

　　結果接下來的問題是，那麼也就有地獄，那麼一家人就可以見面了？那麼祥林嫂就一定會被鋸成兩半了？面對一連串追問，最後，“我”只能說“說不清”，趕緊逃之夭夭。這兩種幫助祥林嫂來質疑禮教文明的力量都經不起三句，脆弱得可憐。

　　被外部世界徹底否定了之後，如何能夠活下去？如何對外部的否定產生反彈力？哪怕全世界都說你錯了？盧梭可以有個人道德的優越感，對抗整個社會的攻擊，靠的是對“自然”、“平等”、“契約”的基本体系，否定了整個人類文明和傳統，重新從“自然人”角度審視所謂的“文明人”（約翰洛克所倡議培養的英國“紳士”）。

　　列夫托爾斯泰可以從聖經“福音書”的大愛出發，來猛烈批判沙皇和沙皇的專制，因為對他來說，良知和愛的福音比權力更高。《苦惱》中的姚納可以從自己的東正教信仰來勉強安慰自己，知道冥冥中總還有個上帝在看著他，看著發生的一切，不單看著他，也看著那些輕視他的人，看著那些富人。

　　所以，他對富人有自己的評價和本能的批判，認為他們有錢可以心平氣和，但他不能做到。《凡卡》中的凡卡，也可以在窮苦淒慘中向上帝祈求，求爺爺為了基督來救救自己，消解些老闆的殘酷虐待。他們在被整個世界否定了之後，還可以祈禱，還可以傾訴，哪怕是向著馬傾訴，向著夜空寫一封永遠送不到的信……

　　但是，祥林嫂們呢？被外部世界否定了之後，沒有上帝來安慰他們，只有迷信中的閻羅來殘酷恐嚇他們；也沒有人道來憐憫他們，只有老想著去城裡吃一元一大盤福興樓魚翅的支支吾吾的所謂“走異路、求新聲”的知識份子“我”。祥林嫂和否定她的世界在價值觀上是一樣的，根本就夠不成審視、反省和批判能力，更不要說是抗爭了。

　　也許，對於舊世界全面反傳統是唯一的出路，但這是一種以怨恨為基本道德結構的情緒，一旦爆發了，固然可以解決當下的困境，只是對於一元的價值觀並沒有真正的衝擊和建設，哪怕革命後所謂新的道德体系建立起來，仍舊有無數個新世界的祥林嫂們沒有反對外界否定的能力，還是任人宰割。

　　就像《活著》中的有慶，興高采烈跑到醫院，為了愛國和建設共產主義就貢獻著自己的年輕的十三歲的血液，結果就被抽乾了血，死去了。原來是為了救縣長的女人的命。

　　他的父親福貴仍舊搞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他說：“我們是平民百姓，國家的事不是不關心，是弄不明白，我們都是聽隊長的，隊長是聽上面的。只要上面怎麼說，我們就怎麼想，怎麼做。”

　　也許這不單是祥林嫂和福貴們的悲劇，也是《祝福》中“我”的悲劇。《神曲》的作者——意大利詩人但丁，對勸他改變信念好回家鄉弗羅倫薩的人說：“難道我在別處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麼？難道我不在弗羅倫薩這個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節，我便不能思索寶貴的真理嗎？”

　　然而，屈原在不能回去的時候只能思無所依，投江自殺。到了魯迅的時代，終於拋棄了忠君和忠於禮教的傳統，但他們仍舊思無所依，尤其在價值批判上，只能靠對強大、牢固的中國文化傳統整体否定來尋找出路，他們要剷除自己所站立的土壤。

　　他們所接受的啟蒙資源，已經是西方文明人本化的、被克爾凱郭爾（祈克果）、尼采、舍斯托夫、舍勒、卡爾巴特否定了的、喪失了真正批判鋒芒而日益意識形態化的東西了。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從本質上衝擊中國文明傳統的人本根基，實在是個疑問。

　　同樣是知識份子面對極度的受苦者，《罪與罰》（1866）中拉斯柯尼科夫面對索尼婭，和《祝福》中的“我”面對祥林嫂的狀況很相似，但內在實質卻迥異。拉斯柯尼科夫想劫富濟貧，來幫助連自殺都沒有權利自殺的索尼婭，可等他真殺死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後，卻發現自己的超人理念崩潰了，內心承受不了極大的懲罰。

　　他發現那麼悲慘地淪落為妓女的索尼婭，反而有強大的精神力量，原來是來源於虔誠的信仰，於是他質問她：“上帝給了你什麼？”但索尼婭說：“你不配問。”這等於否認了知識份子啟蒙的權利。

　　索尼婭質問拉斯柯尼科夫：“如果沒有上帝我怎麼活？”這質問太深沉了，拉斯柯尼科夫竟跪在索尼婭面前，說是向人類的苦難下跪。他向索尼婭坦白了自己殺人的經過。索尼婭說他才是個可憐的人。她鼓勵拉斯柯尼科夫自首，不是在人面前，而是在心靈的至高主宰上帝面前。

　　最後，拉斯柯尼科夫真向警察局自首了，被流放西伯利亞，索尼婭跟他去。結局是拉斯柯尼科夫被感化接受了信仰。

　　這個故事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神話般地寫出。索尼婭的遭遇比祥林嫂更悲慘，因為她連當乞丐的機會都沒有了，只能領了黃色執照出賣肉体。祥林嫂還可以了無牽掛去自殺，但索尼婭有酗酒潦倒的父親和患絕症的母親，以及弟妹們一大幫子，等著她賺錢來養活他們呢。

　　她不能自殺。但當知識份子抱著啟蒙目的接近她時，她為何如此敏感看出他的驕傲？為何能夠有強大的精神力度穿透啟蒙的虛妄？為何能夠如此憐憫拉斯柯尼科夫內心極大的苦楚？為何反而能感化他放棄驕傲、皈依上帝？她到底憑什麼否定外界加給她的幾乎無以復加的壓力？

　　從她身上我們至少可以看出比外界更大的悲苦是內心的悲苦，比外界加諸的傷害更大的傷害，是自己從內部加給自己的，如果沒有足夠的精神資源來穿透外界的壓力的話。

　　在心靈可能會破碎的時候，索尼婭們卻保持了一顆寬厚和悲憫的心，輕輕拂去了外界加諸內心的傷害。這樣的心靈是溫柔的，是完整的，不管我們怎麼貶低，說是狂熱的迷信，或侮蔑作者是惡毒的天才之類。

　　所以，相比之下，祥林嫂內心經受的苦楚比索尼婭更巨大。她的心靈帶著被蹂躪、揉搓的累累血痕，任何外在的打擊都直接進入了內心。她沒有姚納那樣，認為自己的孩子死去可能有著上帝的旨意，因此可以盼望天國的聚會，從而否認別人的漠視，重視傾訴的作用。

　　她更沒有索尼婭那樣，認為儘管別人看不起她，但是慈悲的上帝會饒恕她的自我犧牲，哪怕整個世界宣判她、貶低她，她仍然可以活下去，保持一顆完整的、謙卑、浸透了苦難的心靈。因為對她來說，基督就是受苦犧牲的主，她並沒有權利格外感到不公平。

　　祥林嫂的一顆心幾乎裸露在外面，任由禮教、迷信，甚至知識份子的“說不清”來切割。當社會宣判了她死刑，她其實就已經死了。不管她在什麼地方活著，都已經死了；也不管她活多久，她也已經死了。她的價值觀和精神世界，和這個加給她傷害的世界的價值觀和精神世界，是一樣的，都是一元的。

　　這裡沒有超驗之光對外界傷害的審視，沒有內在信仰對外界苦難的承載。即使祥林嫂沒有外在災難，她裡邊仍舊沒有屬於自己的精神活動空間。禮教的眼睛在她內心深處逡巡，使她驚恐不安，像一隻小獸一樣時時活在殘酷和苦難的陰影中，飽受此刻的驚嚇，或處在驚嚇即將來到的緊張不安之中。

　　這才是祥林嫂真正的悲苦。從這一角度來說，《祝福》中，乃至小說集《彷徨》中的所有的知識份子，不都有這樣的悲苦嗎？

　　在這樣的悲苦中，何以抱慰破碎的心靈的創傷？

　　寫到此處，夜色正濃，淚如泉湧……

作者1972生，文學碩士，現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任教。

本專欄與《舉目雜誌》、《海外校園》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