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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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韓國教會與社會的關係反思台灣教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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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123RF

二十世紀後半以來,韓國教會的復興一直在全世界教會界視為美談與稱羨效法的對象,是上帝奇妙作為的見證(註一)。特別是對於同屬於東亞儒家文化圈的華人地區來說,這意味著基督信仰的確是可能打破「外來和尚」或「崇洋媚外」等民族情結,落地生根為真正屬於東亞民族在地文化的一部份。因此韓國教會的發展也一直都被視為台灣教會甚至東亞地區華人教會所學習的榜樣,這也可以從舉辦到第28屆的亞細亞聖徒訪韓盛會參與人數一年比一年增加看出。

而眾所周知的,韓國的經濟與文化力量也在這同一段時間內有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快速成長。從信仰的角度來看,這當然可以說是上帝藉由教會復興所帶來的恩典與祝福。但反過來說,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經濟發展至今所帶來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包括大財團的興起、貧富差距擴大、高壓的升學教育與世界第一的自殺率等等(註二)。畢竟,社會制度與道德倫理本來就是聖經(特別是舊約)所重視的主題。從歐美教會復興的歷史來看(註三),當復興臨到時不但有信徒靈性復甦,信主人數暴增,而且帶來整體社會的道德更新,卻似乎很少有與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部分(除了人們開始努力工作的自然結果)。例如:十八世紀約翰衛斯理在英國所帶領的循道會復興,間接使得當時倫敦1/3的酒館歇業,勞工的福利被重視,甚至直接影響後來的黑奴解放運動。

以上這類的觀察角度並不容易在一般教會刊物提及(因為多半都只是從信仰教度來看,說要禱告再禱告或領受聖靈充滿等等)。筆者藉由今年(2016)參加第28屆亞細亞聖徒訪韓盛會的機會而訪問到一位也關心韓國社會卻又會說中文的韓國牧師(註四)來協整理釐清這些問題,幫助筆者整理連接起其他相關的資料而加深一些理解。更具體而言,這問題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1. 韓國教會的復興與其國家社會的發展有何關係為何?

2. 韓國教會如何看待社會貧富差距或社會問題?

3. 韓國教會在社會的地位與如何在文化上發揮影響力?

4. 韓國教會宗派間的關係如何?與其他宗教的關係如何?

5. 韓國教會發展中與社會回應的經驗該如何與台灣教會對照?

先簡單地總結來說,韓國教會的發展因為結合了五旬節運動的靈性復甦與實用的成功神學,在五十多年前戰後社會普遍貧窮與人心充滿怨恨的時期帶給人民盼望,也促進了社會經濟同步發展。但復興的韓國教會也因此忽略了關於社會公義與資源公平分配的信仰實踐,被現今的年輕族群視為既得利益的代表,無法回應社會改革的呼求。而基督教會間的分裂也使得進一步的努力很不容易。對基督徒只約佔人口5%的台灣教會而言(註五),所處的時空背景與社會環境已經與五十年的韓國截然不同,反而要開始理解韓國教會最近三十年成長已經趨緩的原因(註一)。我們所需要學習的不只教會內部的連鎖禱告、神蹟預言或敬拜讚美等等,也到了開始要正面回應社會改革呼聲的時候。此時若能傾聽社會人心的需要,以信仰與榜樣來協助社會穩健改革,弭平社會階級的對立,帶領人心走向基督裡真正的和好與復興,也許能有機會開出另一條更符合上帝心意的成長之路。


一、韓國教會的復興與其國家社會的發展有何關係:

如上所述,在1960年代韓戰結束以後,南韓經濟在美國的支援下從百廢待舉中開始快速發展,這一點與台灣非常類似。但台灣的基督教的發展卻與現今的韓國截然不同。我們該如何理解韓國教會復興與其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步關係呢?

原來戰後韓國普遍地貧窮,人民生活沒有盼望。當時牧養純福音教會的趙鏞基牧師注意到在那樣的情況下,僅強調重生得救與永生確據等傳統福音內容實在難有果效。他因為個人重病蒙主醫治並接觸到第一波靈恩運動(即五旬節運動)所延生出的神召會神學,並在崔子實(其屬靈母親並後來的岳母)的引導下,逐步的發展出強調方言禱告、三重福分、四度空間靈性論與五重福音等所謂的「靈山神學」(註六)。這樣的實踐神學在五十年前人民正需要積極改善經濟生活時,產生了心理上與信仰上的支持,也使得得戰後的韓國經濟發展與教會復興作了緊密的連結,互相拉抬。畢竟,當會友親眼看到自己努力的禱告果真換來為個人健康與經濟生活的改善,也必會在其他地方更加倚靠神。當然,以上的分析並不排除上帝特別的復興恩典與外在環境所提供的協助(如美國在經濟的援助)。

但同時,基督信仰在此時期的角色也可以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許多韓國神學家與社會學家都同意韓國人的民族性中有著比中國或日本更為深沉而普遍的「恨文化」。那不是我們所說的「仇恨」,而是因為長期被欺壓而積累於內心,並且轉化為各種文化與社會情結的一種「怨恨」(註七)。由趙鏞基所領導的信仰復興在心理層面來說等於是以五旬宗特別強調個人經歷的信仰為韓國信徒帶來一種「解恨」的途徑,醫治這被許多外族或政治強權所壓抑的人心。

這解釋了為什麼韓國教會的復興是伴隨著極多的禱告,而其禱告的內容的確也多是與個人或家庭的需要(心理與物質)。相較於這些比較強調聖靈工作的復興教會,韓國傳統的教會就的確就沒有成長那麼迅速。也是為何趙鏞基牧師後來被其他教派(如韓國最大的長老會)認為是強調成功神學而被批判。

相較之下台灣教會是1980年代以後才從美國引入與靈恩相關的運動(註八),那時已經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峰。雖然這些受到第三波靈恩運動影響的教會也有若干成長,但是卻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沒有關係,也並未真實地滿足台灣當時人民內心的空虛,使得許多信徒的信仰生活仍只停留於表面的聚會或感情慰藉,從未深入到真正的生活思維中。也因此難有真正的復興。


二、韓國教會如何看待社會貧富差距或社會問題:

從以上韓國教會的復興與社會經濟發展關係的簡單描述可以想見,這些經過三十年前經濟成長黃金年代的基督徒,目前已經是站在韓國社會的中上位置。也就是說,目前韓國多數的復興教會在經濟方面是偏向右派的,強調安定發展而疏於社會改革。雖然韓國長老教會在七十年代所發展出來的「民眾神學」曾為推翻強人政府與極權統治的重要神學支持(註九)。只是這些偏向左派的解放神學思想主要還多只是在政治領域被實踐(但主要的運動領導者仍是非基督徒的知識分子),卻在1990年民主化運動成功以後開始式微。近些年雖仍有少數教會關心非主流族群與社會公義,但並不能代表韓國的基督教也未能產生廣大的影響力。

這個結果使得現在的韓國教會面臨發展上的困境,主要是因為年輕世代強烈感受到貧富差距、教育升學的壓力、勞工被財團撥削、政府高層腐敗等對他們很不公平的現況(註二),但是韓國的教會卻因為其發展的歷史緣故而被視為保守與既得利益階層的代表,也因此成為年輕人與知識分子抵擋的對象。近二十年來,韓國教會裡年輕人信主的人數日漸減少,教會與社會脫節,普遍被韓國教會牧者認為是重要的信仰危機。

從某個意義上來看,這可能也算是韓國復興的教會過去太強調信仰對個人生活幫助的結果,因而忽略教導信徒完整的屬靈果子與教會的社會責任。這在社會普遍貧窮、基督徒人數還不多的時候還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這樣能帶給人心靈醫治解恨的力量與上帝的應許祝福,如前所述。但是當現在韓國穩定聚會的基督徒已達人口比例的25%-30%來看,面對如貧富差距、階級對立、高自殺率等新興社會問題,教會對社會所應負的責任不能只有個人心靈的支持,默默地站在政府與財團的一邊,而是更要發展適當的公共神學(特別是在經濟制度與所得分配層面)來對社會產生制度性的影響。

三、韓國教會在社會的地位與如何在文化上發揮影響力?韓國教會宗派間的關係如何?與其他宗教的關係如何?

雖然韓國的復興教會已經開始對此社會責任有所自覺,在屬靈生命造就的強調點上有所改變,例如趙鏞基牧師在退休後已開始積極關切的環保生態與社會福利問題(註十),但是韓國社會目前的狀況對教會想要發揮這方面的改變仍有幾個不利的因素在制肘。因為這也包含韓國教會宗派之間的關係並其他宗教的關係,所以我們這裡放在一起談。

首先,雖然韓國教會重生得救並穩定聚會的基督徒比例大約已經是人口的1/4強,但是因為過往的神學教導還是比較偏向個人生命的成長與祝福,除了政治上的民眾神學以外,少有關於其他公共神學的研究或教導,所以各行各業的基督徒無法被組織起來發揮人數以外的影響力,頂多還只是停留於個人見證的層面。舉例來說,政治上雖曾有如李明博以教會長老的身分(也曾是現代集團的CEO)當選總統,得到各教會的支持,但因為政教分離並缺乏適當的基督教式的公共神學,其實並未真的能在政策上作出更接近基督教信仰原則的決策(特赦因逃稅入獄的三星總裁即為一例)。此外韓國近十年來流行娛樂文化洗捲亞洲,卻也伴隨著層出不窮的性侵、性交易、性暗示與自殺等負面新聞。

其次,韓國教會在大復興時期也帶出許多不同走向的宗派甚至異端,造成內部有許多分裂而難以合一。舉例來說,基督新教內的宗派就超過一百多個,過往許多分裂的歷史與神學上的歧異對於教會該如實踐基督徒的社會責任還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同時間,有些制度不佳的小教派若發生一些醜聞(如教會機構發生性侵或貪污等),社會都會歸咎於整個基督教派,造成基督教會在韓國年輕人心中一直難以擺脫既得利益者的淪落形象(雖然教會辦了非常多的慈善機構如醫院、學校與各種服務性組織)。這也包括一些異端如統一教與攝理教,其若干違反基督教義的行為或言論也因為其自稱「教會」而影響正統教會(韓國異端影響之大也可以從目前至少有50個自稱有彌賽亞在世的教派可以看出,其中有些也已輸出到海外)。此外,基督教中雖仍有少數是偏向左派的教會,對社會議題有持續的關心參與,但主要採取激烈的社會運動路線,又與主流教會強調穩健安定的風格不同,彼此難以合作。

反之,佛教勢力在韓國卻是相當活耀的,人數上略為多於基督教(含天主教)。但韓國佛教只有少數幾個宗派,其中最大曹溪宗(屬中國禪宗六祖慧能一派)就佔有80%的信徒。因此該宗派理所當然成為韓國佛教的代表,有比較統一的制度與對外發言機制,因此也就比較能對於一些不利於佛教的媒體報導有立即澄清或消毒的能力。相較之下,雖然趙鏞基牧師的汝矣島純福音教會是最大的單一教會,並作教會聯合會的主席,但卻對其他的教會並沒有實質的影響力。

最後,主要反對基督教會的力量來自社會上的左派知識分子、媒體與年輕學生。如前所述,他們對於韓國教會在經濟上站在政府與財團同一邊很不以為然,因此對基督教的行動與作為有特別的打壓或誤解。也就是說,雖然韓國基督徒雖占全國人口相當的比例,但主要是偏向中高年齡與中產階級,其發展的過程中對社會公義等問題的漠視使得教會背負起曾參與現行的社會制度建造的「原罪」,即便現在要做些甚麼改變也都很不容易,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得到一點點成果。

四、韓國教會發展中與社會回應的經驗該如何與台灣教會對照?

雖然四、五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台灣與韓國在社會文化背景上有很多類似性,但兩者教會的發展後來顯然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固然有民族性或政治背景的原因,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兩邊教會在當時代所實踐的神學觀念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的密切關係。

如前所述,韓國教會的發展因為在五十年前就引入成功神學,配合第一波靈恩運動中對方言與神蹟的強調,在那社會普遍貧窮的時期帶給人民生活上的盼望與怨恨心靈的慰藉,因而社會經濟同步發展,互相拉抬,造成今日的局面(當然,民眾神學也對民主政治環境促進有很大的貢獻)。反觀當時台灣的教會還因為國民黨對台語教會的懷疑而造成其與國語教會間的嫌隙。雖然國語教會在經濟發展與政治立場上與國民黨的關係很類似韓國教會與其主要政黨的關係,但是國語教會在傳福音與牧養上對社會普遍人民的現狀並不熟悉(因為當時的國語教會幾乎只服務少數從大陸來台的人士,對更廣大的鄉村平民百姓沒有太多接觸),這使得基督徒人數的增加十分有限,多是背景單一的中產階級。

相較之下,台語長老教會因在城市發展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限制而深入鄉村山地,雖然在政治立場與神學上很類似韓國長老會的民眾神學,也的確對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在解嚴以後,台語教會雖不再受打壓卻須面對年青人遷移到都市工作而日益老年化的危機。(註十一)

進入到二十世紀末期,台韓兩社會大量倚靠出口的經濟發展都進入瓶頸,社會也都進入後現代時期。此時的韓國教會,如上所述,則面臨傳統增長模式因為忽視社會公益而放任貧富差距擴大,讓人民失去對教會的信任,被年輕人視為既得利益的代表,無法回應社會改革的呼求。現在需要反思公共神學的實踐與信徒生命的教導時,又因為教會分裂問題而舉步維艱(雖然並不否認個別的教會可能仍有大規模成長的表現。) 但台灣教會卻是八十年代才引入靈恩運動,雖然使得部分教會復興,但整體而言因為已經失去與社會環境配合而未顯著增加信徒比例。同時間,因為教會對個人靈命的強調也因此與社會政治更為脫節,難以發生具體的影響力。

此外台灣社會近十年來因為經濟發展停滯,特別是在318學運以後,年輕人對低薪工作與過往社會發展的所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所累積的憤怒已整體爆發,使得整個社會瀰漫著對於經濟成果重分配的期待。位於台灣社經較高端的台灣教會(特別是國語教會,註十二)該如何有效的面對自己處在相對優勢的社經地位的事實,並提出符合信仰原則與公共利益的方向,將會決定台灣教會未來是否能回應社會以繼續的成長還是可能繼續停滯或弱化。

五、總結: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雖然台韓兩邊教會的神學與發展經驗很不相同,但都是與「教會在當時所強調的神學思想」並「教會如何回應當代的社會問題」有密切的關係:如果兩者有正向相關,如韓國五十年前的情況,教會的增長(或甚至超自然的復興)似乎是可以期待的(如果上帝許可的話)。但如果兩者並未有確實的搭配,即便有過去豐厚屬靈基業的韓國教會也要面對世代轉型的挑戰。因此此時的台灣教會不應盲目地跟隨韓國教會的過往腳步或復興的方式,因為整個時代與社會已經與五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台灣教會過往由於牧養神學上仍偏重個人靈命成長,對於社會的變遷與發展並不敏感,使得教會與社會發展越發脫節。雖然福音的核心信息兩千年來沒有改變,但是歷代的教會也都是要回到自己的處境來禱告聆聽,認真了解當代當地人民的需要以回應上帝的帶領。

雖然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提出具體的方法,但從以上對韓國教會發展的分析可看出至少以下三個方向都是不可少的:(1)繼續效法韓國信徒信徒認真禱告尋求上帝施恩、靈命復興並努力傳揚上帝的福音,(2)開始更加重視位居社會高端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以其專業背景與影響力為社會結構性的問題提出建設性看法,並從己身作起帶領社會進行穩健的改革,(3)教會內部要更合一,互相幫助來實踐基督徒的社會價值觀,但不可掩過飾非以免得罪上帝與人民。台灣教會若能在此社會動盪不安的時刻傾聽社會人心的需要,以信仰的力量作社會改革關鍵角色,弭平社會階級與政治間的對立,也許會更預備好自己等待上帝恩典的來臨,開出另一條屬於我們自己的信仰復興之路。(完)

──寫於韓國崔子實紀念祈禱院(禱告山)


註一:根據韓國佈道家金章煥(Rev. Billy Kim)的資料,韓戰後的1955年韓國有四千家教會、近一百萬信徒;1965年增至八千家教會、二百多萬信徒;1975年達一萬六千多家教會、四百三十萬信徒;1985年達三萬二千家教會、一千萬信徒。每十年都以二倍以上的速度增加(請見〈韓國教會近代宣教運動初探 - 世界華福中心CCCOWE〉)。但近三十年來成長已經趨緩,目前韓國基督教與天主教共約1370萬人,佔總全國總人口約27%。

註二: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前的表現與台灣類似,並稱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在金融風暴中重挫,後來力拼經濟結構轉型,反成為亞洲經濟復甦力道最快的國家。但其經濟結構與台灣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在於其大財閥對經濟與政治的影響力極大。例如:2012年韓國十大財團的資產在GDP的比重高達85%。而2009年底,李明博總統為要辦好冬季奧運而特赦因逃稅與瀆職而入獄的三星總裁李健熙。這使得韓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與政商關係都比台灣還要嚴峻而難以想像。同時間,過大的升學與生活壓力也導致韓國成為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參見天下雜誌〈憂鬱韓國 自殺率全球最高〉(2013)。(補充,關於韓國貧富差距與社會壓力,亦可見下的介紹文章:〈韓國人該如何面對「憤怒的數字」〉?並其中的介紹的書籍。)

註三:關於教會歷史上各地的復興介紹,可見橄欖書房的復興叢書。

註四:筆者是因參加2016年亞細亞聖徒訪韓盛會而有機會與張沅鎬牧師(林口純福音教會)討論瞭解韓國教會與社會互動的現況,並另行尋找相關資料佐證。由於並未直接錄音,且是非正式討論,文中的論述已經經過筆者個人的整理,文責也由筆者自負。

註五:對於台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人數的比例,目前最新與最有權威的調查可見於中研院社會所伊慶春所所主編的《基督信仰在台灣》(校園,2014)。過往的調查多是直接計算教會內部的會友數目,在社會學統計上有可信度的瑕疵,可能與經過設計後的大規模問卷調查並不一樣。

註六:若無特別說明,本文對於韓國教會戰後的復興將以趙鏞基牧師所帶領的汝矣島純福音教會(為世界最大的單一教會,人數最多時會有曾多達八十餘萬人)為例。關於趙鏞基牧師早年建立教會的背景與相關牧養神學資料可見金東洙與柳東希合著的《讓聖靈完全浸透的人──趙鏞基牧師的生平與神學思想》(以斯拉,2012)

註七:關於韓國人的「恨文化」,簡單的說明可見於中研院社會所蕭新煌所著:〈韓國人的恨〉(1987年11月4日聯合報副刊「想像集」)。比較仔細的說明可見於王曉鈴〈韓國恨文化的傳承與變化 ── 一項對韓國高中文學教課書的分析研究〉(《當代韓國》2010年第7期)。

註八:根據張沅鎬牧師的講法,韓國教會的確是強調聖靈工作(包括方言、禱告、醫治神蹟、上帝祝福等),但是與強調先知預言、趕鬼與內在醫治等第三波靈恩運動所仍有很大的不同,後者並不在韓國的主流教會所強調的範圍。舉例來說,美國第三波靈恩運動著名的佈道家Benny Hinn來韓國佈道時,教會信徒的接受度與反應都意外地冷淡,與來到台灣所接受到的反應很不一樣。

註九:韓國的「民眾神學」也就是韓國本土的解放神學,強調耶穌是與社會最底層的人民走在一起,被當局壓迫。因基督信仰的實踐並不只於個人與上帝的關係,更需為民請命、與民共甘苦,以行動參與社會體制的更新。更多說明可見楊牧谷主編的中文版《當代神學辭典》(校園,1997)。民眾神學曾在70-90年代於韓國民主化過程中扮演重要力量,也使得韓國基督教信仰紮根與其社會人心,與純福音教會的「靈山神學」有微妙的競合關係。

註十:例如汝矣島純福音教會第二任的主任牧師,李永勳牧師,不但強調基督徒追求聖靈充滿與說方言禱告等祝福,也比前任的趙鏞基牧師更強調基督徒要活出聖靈的果子並在生活並職場上有美好的見證。而趙鏞基牧師在2008年退休後,特別關懷生態與環保問題,並且因為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而成立「分享愛與幸福基金會」去關懷弱勢族群。趙鏞基認為韓國教會過去五十年是「蒙福的五十年」,往後要走向「分享的五十年」,見《讓聖靈完全浸透的人──趙鏞基牧師的生平與神學思想》(以斯拉,2012)。

註十一:關於台灣教會的簡單歷史,可見 李政隆著《台灣基督教會史》(天恩出版社)

註十二:根據中研院社會所伊慶春所所主編的《基督信仰在台灣》一書,台灣的基督徒比例雖僅約人口的5%,但平均所受教育的時間(即學歷)與平均收入都顯著的高於其他宗教並一般社會大眾。其中最主要的差距更顯示在國語教會的基督徒上(台語長老教會學歷、年齡與收入的分布最接近社會大眾)。

補充:近十年來,韓國的天主教徒比例的增長甚至高於基督新教!在2013年佔總人口的10.3%。現在,韓國天主教會是世界上成年人信仰皈依最多的教會,每年都有超過15萬以上的成人進教。同時,韓國天主教會還向世界各國共派遣2400多名傳教士,而前總統金大中和盧武鉉均為天主教徒。若考慮到更積極傳福音的基督新教卻增長漸緩,這有可能代表有相當比例的信徒是從新教轉宗而來,而這或許也與整體而言天主教比新教更重視長期的社會關懷與勞工運動有關。但是這推測還需要更精準的統計或研究數據來支持。對於韓國天主教近況的簡介可見以下的文章:黃德寬〈韓國教友與韓國天主教〉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ct/CT064/CT064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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