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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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国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反思台湾教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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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提供/123RF

二十世纪后半以来,韩国教会的复兴一直在全世界教会界视为美谈与称羡效法的对象,是上帝奇妙作为的见证(注一)。特别是对于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华人地区来说,这意味着基督信仰的确是可能打破「外来和尚」或「崇洋媚外」等民族情结,落地生根为真正属于东亚民族在地文化的一部份。因此韩国教会的发展也一直都被视为台湾教会甚至东亚地区华人教会所学习的榜样,这也可以从举办到第28届的亚细亚圣徒访韩盛会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看出。

而众所周知的,韩国的经济与文化力量也在这同一段时间内有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快速成长。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当然可以说是上帝藉由教会复兴所带来的恩典与祝福。但反过来说,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经济发展至今所带来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大财团的兴起、贫富差距扩大、高压的升学教育与世界第一的自杀率等等(注二)。毕竟,社会制度与道德伦理本来就是圣经(特别是旧约)所重视的主题。从欧美教会复兴的历史来看(注三),当复兴临到时不但有信徒灵性复苏,信主人数暴增,而且带来整体社会的道德更新,却似乎很少有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部分(除了人们开始努力工作的自然结果)。例如: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在英国所带领的循道会复兴,间接使得当时伦敦1/3的酒馆歇业,劳工的福利被重视,甚至直接影响后来的黑奴解放运动。

以上这类的观察角度并不容易在一般教会刊物提及(因为多半都只是从信仰教度来看,说要祷告再祷告或领受圣灵充满等等)。笔者藉由今年(2016)参加第28届亚细亚圣徒访韩盛会的机会而访问到一位也关心韩国社会却又会说中文的韩国牧师(注四)来协整理厘清这些问题,帮助笔者整理连接起其他相关的资料而加深一些理解。更具体而言,这问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韩国教会的复兴与其国家社会的发展有何关系为何?

2. 韩国教会如何看待社会贫富差距或社会问题?

3. 韩国教会在社会的地位与如何在文化上发挥影响力?

4. 韩国教会宗派间的关系如何?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如何?

5. 韩国教会发展中与社会回应的经验该如何与台湾教会对照?

先简单地总结来说,韩国教会的发展因为结合了五旬节运动的灵性复苏与实用的成功神学,在五十多年前战后社会普遍贫穷与人心充满怨恨的时期带给人民盼望,也促进了社会经济同步发展。但复兴的韩国教会也因此忽略了关于社会公义与资源公平分配的信仰实践,被现今的年轻族群视为既得利益的代表,无法回应社会改革的呼求。而基督教会间的分裂也使得进一步的努力很不容易。对基督徒只约占人口5%的台湾教会而言(注五),所处的时空背景与社会环境已经与五十年的韩国截然不同,反而要开始理解韩国教会最近三十年成长已经趋缓的原因(注一)。我们所需要学习的不只教会内部的连锁祷告、神迹预言或敬拜赞美等等,也到了开始要正面回应社会改革呼声的时候。此时若能倾听社会人心的需要,以信仰与榜样来协助社会稳健改革,弭平社会阶级的对立,带领人心走向基督里真正的和好与复兴,也许能有机会开出另一条更符合上帝心意的成长之路。


一、韩国教会的复兴与其国家社会的发展有何关系:

如上所述,在1960年代韩战结束以后,南韩经济在美国的支援下从百废待举中开始快速发展,这一点与台湾非常类似。但台湾的基督教的发展却与现今的韩国截然不同。我们该如何理解韩国教会复兴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步关系呢?

原来战后韩国普遍地贫穷,人民生活没有盼望。当时牧养纯福音教会的赵镛基牧师注意到在那样的情况下,仅强调重生得救与永生确据等传统福音内容实在难有果效。他因为个人重病蒙主医治并接触到第一波灵恩运动(即五旬节运动)所延生出的神召会神学,并在崔子实(其属灵母亲并后来的岳母)的引导下,逐步的发展出强调方言祷告、三重福分、四度空间灵性论与五重福音等所谓的「灵山神学」(注六)。这样的实践神学在五十年前人民正需要积极改善经济生活时,产生了心理上与信仰上的支持,也使得得战后的韩国经济发展与教会复兴作了紧密的连结,互相拉抬。毕竟,当会友亲眼看到自己努力的祷告果真换来为个人健康与经济生活的改善,也必会在其他地方更加倚靠神。当然,以上的分析并不排除上帝特别的复兴恩典与外在环境所提供的协助(如美国在经济的援助)。

但同时,基督信仰在此时期的角色也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许多韩国神学家与社会学家都同意韩国人的民族性中有着比中国或日本更为深沉而普遍的「恨文化」。那不是我们所说的「仇恨」,而是因为长期被欺压而积累于内心,并且转化为各种文化与社会情结的一种「怨恨」(注七)。由赵镛基所领导的信仰复兴在心理层面来说等于是以五旬宗特别强调个人经历的信仰为韩国信徒带来一种「解恨」的途径,医治这被许多外族或政治强权所压抑的人心。

这解释了为什么韩国教会的复兴是伴随着极多的祷告,而其祷告的内容的确也多是与个人或家庭的需要(心理与物质)。相较于这些比较强调圣灵工作的复兴教会,韩国传统的教会就的确就没有成长那么迅速。也是为何赵镛基牧师后来被其他教派(如韩国最大的长老会)认为是强调成功神学而被批判。

相较之下台湾教会是1980年代以后才从美国引入与灵恩相关的运动(注八),那时已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虽然这些受到第三波灵恩运动影响的教会也有若干成长,但是却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关系,也并未真实地满足台湾当时人民内心的空虚,使得许多信徒的信仰生活仍只停留于表面的聚会或感情慰藉,从未深入到真正的生活思维中。也因此难有真正的复兴。


二、韩国教会如何看待社会贫富差距或社会问题:

从以上韩国教会的复兴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简单描述可以想见,这些经过三十年前经济成长黄金年代的基督徒,目前已经是站在韩国社会的中上位置。也就是说,目前韩国多数的复兴教会在经济方面是偏向右派的,强调安定发展而疏于社会改革。虽然韩国长老教会在七十年代所发展出来的「民众神学」曾为推翻强人政府与极权统治的重要神学支持(注九)。只是这些偏向左派的解放神学思想主要还多只是在政治领域被实践(但主要的运动领导者仍是非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却在1990年民主化运动成功以后开始式微。近些年虽仍有少数教会关心非主流族群与社会公义,但并不能代表韩国的基督教也未能产生广大的影响力。

这个结果使得现在的韩国教会面临发展上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年轻世代强烈感受到贫富差距、教育升学的压力、劳工被财团拨削、政府高层腐败等对他们很不公平的现况(注二),但是韩国的教会却因为其发展的历史缘故而被视为保守与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表,也因此成为年轻人与知识分子抵挡的对象。近二十年来,韩国教会里年轻人信主的人数日渐减少,教会与社会脱节,普遍被韩国教会牧者认为是重要的信仰危机。

从某个意义上来看,这可能也算是韩国复兴的教会过去太强调信仰对个人生活帮助的结果,因而忽略教导信徒完整的属灵果子与教会的社会责任。这在社会普遍贫穷、基督徒人数还不多的时候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这样能带给人心灵医治解恨的力量与上帝的应许祝福,如前所述。但是当现在韩国稳定聚会的基督徒已达人口比例的25%-30%来看,面对如贫富差距、阶级对立、高自杀率等新兴社会问题,教会对社会所应负的责任不能只有个人心灵的支持,默默地站在政府与财团的一边,而是更要发展适当的公共神学(特别是在经济制度与所得分配层面)来对社会产生制度性的影响。

三、韩国教会在社会的地位与如何在文化上发挥影响力?韩国教会宗派间的关系如何?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如何?

虽然韩国的复兴教会已经开始对此社会责任有所自觉,在属灵生命造就的强调点上有所改变,例如赵镛基牧师在退休后已开始积极关切的环保生态与社会福利问题(注十),但是韩国社会目前的状况对教会想要发挥这方面的改变仍有几个不利的因素在制肘。因为这也包含韩国教会宗派之间的关系并其他宗教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里放在一起谈。

首先,虽然韩国教会重生得救并稳定聚会的基督徒比例大约已经是人口的1/4强,但是因为过往的神学教导还是比较偏向个人生命的成长与祝福,除了政治上的民众神学以外,少有关于其他公共神学的研究或教导,所以各行各业的基督徒无法被组织起来发挥人数以外的影响力,顶多还只是停留于个人见证的层面。举例来说,政治上虽曾有如李明博以教会长老的身分(也曾是现代集团的CEO)当选总统,得到各教会的支持,但因为政教分离并缺乏适当的基督教式的公共神学,其实并未真的能在政策上作出更接近基督教信仰原则的决策(特赦因逃税入狱的三星总裁即为一例)。此外韩国近十年来流行娱乐文化洗卷亚洲,却也伴随着层出不穷的性侵、性交易、性暗示与自杀等负面新闻。

其次,韩国教会在大复兴时期也带出许多不同走向的宗派甚至异端,造成内部有许多分裂而难以合一。举例来说,基督新教内的宗派就超过一百多个,过往许多分裂的历史与神学上的歧异对于教会该如实践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还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同时间,有些制度不佳的小教派若发生一些丑闻(如教会机构发生性侵或贪污等),社会都会归咎于整个基督教派,造成基督教会在韩国年轻人心中一直难以摆脱既得利益者的沦落形象(虽然教会办了非常多的慈善机构如医院、学校与各种服务性组织)。这也包括一些异端如统一教与摄理教,其若干违反基督教义的行为或言论也因为其自称「教会」而影响正统教会(韩国异端影响之大也可以从目前至少有50个自称有弥赛亚在世的教派可以看出,其中有些也已输出到海外)。此外,基督教中虽仍有少数是偏向左派的教会,对社会议题有持续的关心参与,但主要采取激烈的社会运动路线,又与主流教会强调稳健安定的风格不同,彼此难以合作。

反之,佛教势力在韩国却是相当活耀的,人数上略为多于基督教(含天主教)。但韩国佛教只有少数几个宗派,其中最大曹溪宗(属中国禅宗六祖慧能一派)就占有80%的信徒。因此该宗派理所当然成为韩国佛教的代表,有比较统一的制度与对外发言机制,因此也就比较能对于一些不利于佛教的媒体报导有立即澄清或消毒的能力。相较之下,虽然赵镛基牧师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是最大的单一教会,并作教会联合会的主席,但却对其他的教会并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最后,主要反对基督教会的力量来自社会上的左派知识分子、媒体与年轻学生。如前所述,他们对于韩国教会在经济上站在政府与财团同一边很不以为然,因此对基督教的行动与作为有特别的打压或误解。也就是说,虽然韩国基督徒虽占全国人口相当的比例,但主要是偏向中高年龄与中产阶级,其发展的过程中对社会公义等问题的漠视使得教会背负起曾参与现行的社会制度建造的「原罪」,即便现在要做些甚么改变也都很不容易,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得到一点点成果。

四、韩国教会发展中与社会回应的经验该如何与台湾教会对照?

虽然四、五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台湾与韩国在社会文化背景上有很多类似性,但两者教会的发展后来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固然有民族性或政治背景的原因,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两边教会在当时代所实践的神学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韩国教会的发展因为在五十年前就引入成功神学,配合第一波灵恩运动中对方言与神迹的强调,在那社会普遍贫穷的时期带给人民生活上的盼望与怨恨心灵的慰藉,因而社会经济同步发展,互相拉抬,造成今日的局面(当然,民众神学也对民主政治环境促进有很大的贡献)。反观当时台湾的教会还因为国民党对台语教会的怀疑而造成其与国语教会间的嫌隙。虽然国语教会在经济发展与政治立场上与国民党的关系很类似韩国教会与其主要政党的关系,但是国语教会在传福音与牧养上对社会普遍人民的现状并不熟悉(因为当时的国语教会几乎只服务少数从大陆来台的人士,对更广大的乡村平民百姓没有太多接触),这使得基督徒人数的增加十分有限,多是背景单一的中产阶级。

相较之下,台语长老教会因在城市发展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限制而深入乡村山地,虽然在政治立场与神学上很类似韩国长老会的民众神学,也的确对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解严以后,台语教会虽不再受打压却须面对年青人迁移到都市工作而日益老年化的危机。(注十一)

进入到二十世纪末期,台韩两社会大量倚靠出口的经济发展都进入瓶颈,社会也都进入后现代时期。此时的韩国教会,如上所述,则面临传统增长模式因为忽视社会公益而放任贫富差距扩大,让人民失去对教会的信任,被年轻人视为既得利益的代表,无法回应社会改革的呼求。现在需要反思公共神学的实践与信徒生命的教导时,又因为教会分裂问题而举步维艰(虽然并不否认个别的教会可能仍有大规模成长的表现。) 但台湾教会却是八十年代才引入灵恩运动,虽然使得部分教会复兴,但整体而言因为已经失去与社会环境配合而未显着增加信徒比例。同时间,因为教会对个人灵命的强调也因此与社会政治更为脱节,难以发生具体的影响力。

此外台湾社会近十年来因为经济发展停滞,特别是在318学运以后,年轻人对低薪工作与过往社会发展的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所累积的愤怒已整体爆发,使得整个社会弥漫着对于经济成果重分配的期待。位于台湾社经较高端的台湾教会(特别是国语教会,注十二)该如何有效的面对自己处在相对优势的社经地位的事实,并提出符合信仰原则与公共利益的方向,将会决定台湾教会未来是否能回应社会以继续的成长还是可能继续停滞或弱化。

五、总结: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台韩两边教会的神学与发展经验很不相同,但都是与「教会在当时所强调的神学思想」并「教会如何回应当代的社会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两者有正向相关,如韩国五十年前的情况,教会的增长(或甚至超自然的复兴)似乎是可以期待的(如果上帝许可的话)。但如果两者并未有确实的搭配,即便有过去丰厚属灵基业的韩国教会也要面对世代转型的挑战。因此此时的台湾教会不应盲目地跟随韩国教会的过往脚步或复兴的方式,因为整个时代与社会已经与五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台湾教会过往由于牧养神学上仍偏重个人灵命成长,对于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并不敏感,使得教会与社会发展越发脱节。虽然福音的核心信息两千年来没有改变,但是历代的教会也都是要回到自己的处境来祷告聆听,认真了解当代当地人民的需要以回应上帝的带领。

虽然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提出具体的方法,但从以上对韩国教会发展的分析可看出至少以下三个方向都是不可少的:(1)继续效法韩国信徒信徒认真祷告寻求上帝施恩、灵命复兴并努力传扬上帝的福音,(2)开始更加重视位居社会高端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以其专业背景与影响力为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看法,并从己身作起带领社会进行稳健的改革,(3)教会内部要更合一,互相帮助来实践基督徒的社会价值观,但不可掩过饰非以免得罪上帝与人民。台湾教会若能在此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刻倾听社会人心的需要,以信仰的力量作社会改革关键角色,弭平社会阶级与政治间的对立,也许会更预备好自己等待上帝恩典的来临,开出另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复兴之路。(完)

――写于韩国崔子实纪念祈祷院(祷告山)


注一:根据韩国布道家金章焕(Rev. Billy Kim)的资料,韩战后的1955年韩国有四千家教会、近一百万信徒;1965年增至八千家教会、二百多万信徒;1975年达一万六千多家教会、四百三十万信徒;1985年达三万二千家教会、一千万信徒。每十年都以二倍以上的速度增加(请见〈韩国教会近代宣教运动初探 - 世界华福中心CCCOWE〉)。但近三十年来成长已经趋缓,目前韩国基督教与天主教共约1370万人,占总全国总人口约27%。

注二: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的表现与台湾类似,并称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在金融风暴中重挫,后来力拼经济结构转型,反成为亚洲经济复苏力道最快的国家。但其经济结构与台湾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于其大财阀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极大。例如:2012年韩国十大财团的资产在GDP的比重高达85%。而2009年底,李明博总统为要办好冬季奥运而特赦因逃税与渎职而入狱的三星总裁李健熙。这使得韩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与政商关系都比台湾还要严峻而难以想像。同时间,过大的升学与生活压力也导致韩国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参见天下杂志〈忧郁韩国 自杀率全球最高〉(2013)。(补充,关于韩国贫富差距与社会压力,亦可见下的介绍文章:〈韩国人该如何面对「愤怒的数字」〉?并其中的介绍的书籍。)

注三:关于教会历史上各地的复兴介绍,可见橄榄书房的复兴丛书。

注四:笔者是因参加2016年亚细亚圣徒访韩盛会而有机会与张沅镐牧师(林口纯福音教会)讨论了解韩国教会与社会互动的现况,并另行寻找相关资料佐证。由于并未直接录音,且是非正式讨论,文中的论述已经经过笔者个人的整理,文责也由笔者自负。

注五:对于台湾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人数的比例,目前最新与最有权威的调查可见于中研院社会所伊庆春所所主编的《基督信仰在台湾》(校园,2014)。过往的调查多是直接计算教会内部的会友数目,在社会学统计上有可信度的瑕疵,可能与经过设计后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并不一样。

注六:若无特别说明,本文对于韩国教会战后的复兴将以赵镛基牧师所带领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为世界最大的单一教会,人数最多时会有曾多达八十余万人)为例。关于赵镛基牧师早年建立教会的背景与相关牧养神学资料可见金东洙与柳东希合着的《让圣灵完全浸透的人――赵镛基牧师的生平与神学思想》(以斯拉,2012)

注七:关于韩国人的「恨文化」,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中研院社会所萧新煌所着:〈韩国人的恨〉(1987年11月4日联合报副刊「想像集」)。比较仔细的说明可见于王晓铃〈韩国恨文化的传承与变化 ―― 一项对韩国高中文学教课书的分析研究〉(《当代韩国》2010年第7期)。

注八:根据张沅镐牧师的讲法,韩国教会的确是强调圣灵工作(包括方言、祷告、医治神迹、上帝祝福等),但是与强调先知预言、赶鬼与内在医治等第三波灵恩运动所仍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并不在韩国的主流教会所强调的范围。举例来说,美国第三波灵恩运动着名的布道家Benny Hinn来韩国布道时,教会信徒的接受度与反应都意外地冷淡,与来到台湾所接受到的反应很不一样。

注九:韩国的「民众神学」也就是韩国本土的解放神学,强调耶稣是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走在一起,被当局压迫。因基督信仰的实践并不只于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更需为民请命、与民共甘苦,以行动参与社会体制的更新。更多说明可见杨牧谷主编的中文版《当代神学辞典》(校园,1997)。民众神学曾在70-90年代于韩国民主化过程中扮演重要力量,也使得韩国基督教信仰扎根与其社会人心,与纯福音教会的「灵山神学」有微妙的竞合关系。

注十:例如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第二任的主任牧师,李永勋牧师,不但强调基督徒追求圣灵充满与说方言祷告等祝福,也比前任的赵镛基牧师更强调基督徒要活出圣灵的果子并在生活并职场上有美好的见证。而赵镛基牧师在2008年退休后,特别关怀生态与环保问题,并且因为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而成立「分享爱与幸福基金会」去关怀弱势族群。赵镛基认为韩国教会过去五十年是「蒙福的五十年」,往后要走向「分享的五十年」,见《让圣灵完全浸透的人――赵镛基牧师的生平与神学思想》(以斯拉,2012)。

注十一:关于台湾教会的简单历史,可见 李政隆着《台湾基督教会史》(天恩出版社)

注十二:根据中研院社会所伊庆春所所主编的《基督信仰在台湾》一书,台湾的基督徒比例虽仅约人口的5%,但平均所受教育的时间(即学历)与平均收入都显着的高于其他宗教并一般社会大众。其中最主要的差距更显示在国语教会的基督徒上(台语长老教会学历、年龄与收入的分布最接近社会大众)。

补充:近十年来,韩国的天主教徒比例的增长甚至高于基督新教!在2013年占总人口的10.3%。现在,韩国天主教会是世界上成年人信仰皈依最多的教会,每年都有超过15万以上的成人进教。同时,韩国天主教会还向世界各国共派遣2400多名传教士,而前总统金大中和卢武铉均为天主教徒。若考虑到更积极传福音的基督新教却增长渐缓,这有可能代表有相当比例的信徒是从新教转宗而来,而这或许也与整体而言天主教比新教更重视长期的社会关怀与劳工运动有关。但是这推测还需要更精准的统计或研究数据来支持。对于韩国天主教近况的简介可见以下的文章:黄德宽〈韩国教友与韩国天主教〉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ct/CT064/CT064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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