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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暴力下失序的人性─《邪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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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Ondskan,英文片名Evil),沉重的片名,卻是讓觀眾產生無限想像的片名。

 抱持著恐懼的心理進入戲院觀賞影片,或許在離開的時候,會對聳動的影片名稱感到過份沉重﹔然而,若經過時間的沉殿,將不難驚見影片中所蘊涵巨大的邪惡力量,竟是以如此不可思議的節奏,緩緩地從觀眾心中流溢而出的。

 電影是根據瑞典名新聞記者、暢銷小說家楊庫盧(Jan Guillou)的同名自傳小說所改編。原著小說在斯堪地半島地區的銷售量即超過驚人的兩百萬本,電影上映後更是在北歐引發了龐大的觀影熱潮,單是瑞典的觀影人次就突破了百萬人紀錄。

 《邪惡》可說是瑞典近年最重要的電影,不但獲得了今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提名,它更在瑞典奪下了「瑞典奧斯卡」金昆蟲獎的最佳影片等三項大獎。

逞兇鬥狠的人際關係

 從影片敘事的劇情脈絡來看,本片是敘述16歲的男主角伊利龐帝,在繼父的嚴厲管教下長大,形塑出他「以暴制暴」的行為取向。當他因暴力事件被學校開除後,母親籌錢將他送到一個管教嚴格的貴族學校就讀,希望他能自此改過向上,故事精彩的地方就從這個美麗的校園展開。

 這間學校卻與伊利渴望向上成長的夢想相悖離,其間充滿的儘是逞兇鬥狠的人際張力。所幸身處這股「學長凌虐學弟」的惡劣傳統中,他結識了個性迥異,卻彼此珍惜的患難至交﹔也是在這裡,他開始擁有了人生的初戀。

 全片的敘事脈絡相當清晰,是一部易於閱讀、容易親近的作品,對於同儕群體間微妙的關係掌握得恰如其分。

 從影片敘事的主題精神來看,導演麥克哈夫斯強藉由大量的「反差」手法,將邪惡的主題精神巧妙地展現出來。

大量反差手法

 首先,在溫馨的用餐時刻出現突如其來的巴掌,為全片的反差敘事策略,埋下第一個顯著的伏筆﹔緊接著當父親在房間內對伊利暴力虐待時,門外無助的母親只能顫抖地坐在鋼琴前,藉由賣力彈奏優美的鋼琴作品,來消解掉她內心的惶恐與自責。

 影片一路下去,更將這個反差具體呈現在一系列的校園暴力場景中,不論是風景優美的田園風情,還是著重紳士禮儀的校園餐廳,甚至是旋律優美的古典樂章,都成了導演用來詮釋「邪惡」的最佳道具語言。

 基本上影片對於「邪惡」有著獨特的詮釋角度,真正的邪惡並非是一種有形的暴力行動,或是任何一種暴力的語言恫嚇,邪惡乃是根源於一種「割裂」的狀態。

 早在伊利被校長退學的一場戲中,「優異的學科成績」與「低劣的操行成績」成為校長評鑑為「邪惡」的基礎,也為全劇的「邪惡」精神給出最顯著的定義。對導演而言,邪惡正是源自於一種無法一致的荒謬。當然這樣的荒謬不僅發生在男主角的身上,也發生在劇中隱藏性的角色當中。

 首先是猶太裔的歷史課教師。在課堂上這名隱藏猶太裔身分的教師,對種族類型進行一種最粗糙的外型分類,為了高抬具有住民優勢的日耳曼民族,他鄙視地消遣了外型相對不突出的斯拉夫民族。

荒謬的階級暴力

 這種低劣的人種類型學所表徵的,不僅僅是外貌上主觀的評價曲扭,對於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鬥爭歷史,更有著深刻的反諷與批判意涵。特別是從一個受到人種歧視,與遭受屠殺經驗的猶太人口中說出,簡直是一種極度割裂的邪惡狀態。作為一個遭受種族滅絕經驗的受害者,一躍而成為另一次否定種族的施暴者,還有什麼比這更邪惡呢﹖

 此外,在正襟危坐的學校餐廳中,潛藏在道貌岸然的餐桌禮儀背後的是,人性中階級意識的卑劣戲耍。這股極度荒謬的校園尊卑意識,沒來由地被學弟們不斷地傳承下來。事實上,這種荒謬的戲耍在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群體中,皆不斷重覆著這種無調、可笑的悲歌。

 隨著電影的閱讀不斷前行,觀眾的心或許被主角遭受的待遇牽引,因而感到忿忿不平﹔但是,回首我們自身許多成長的歷程,不也可見這種荒謬的階級暴力,隨處不在地戲耍著另一個弱勢的對象嗎﹖

脫去規範的卑劣人性

 一個封閉幾近失序的校園,由青少年們自行決定著荒謬的曲調,這個曲調之所以打動瑞典的觀眾,也震撼許多不同文化背景的觀影者,是因為其中所觸及的人性議題過份真實吧。威廉•高登也在他聞名的小說《蒼蠅王》中,對人性中血腥的暴力節奏做過深度的剖析。

 舉凡勾動心弦的重量作品,莫不是對人性底層中失序的割裂狀態,做出細膩而生動的描述。在原本應當是天真無邪的孩子身上,卻看見去掉外在社會規範後卑劣的人性,同樣的在楊庫盧的作品《邪惡》中,在應該是不斷成長的校園生活,卻顯露逾越校規藩籬後卑劣的人性。

 楊庫盧的《邪惡》與高登的《蒼蠅王》相似之處,不僅在於人物應然與實然之間的荒謬反差,更在故事結尾的異曲同工。高登用大人藉以拯救小孩,卻終將航向戰爭的軍艦作為嘲諷「拯救」的記號﹔楊庫盧也藉由先前包庇主角罪行的律師,在校長面前上演扭轉危機的威脅劇碼,諷刺大人世界中錯謬的扭曲關係。

惡念的根源在己

 當然全片的高峰要算是歷經學長惡意陷害,面對摯友休學、女友離別的主角伊利,在觀眾擔心即將失控的邊緣時刻,拿著粗大的木棍在林間等候邪惡學長的關鍵戲碼。藉著伊利成功壓制內心的暴力慾望,反照出策動一連串惡意攻擊的學長心中的醜陋。

 當伊利質問學長為何如此待他時,學長的回答荒謬地令人發噱﹕「誰叫你不順服,讓我很難受。」沒來由的惡意要求,竟然期望別人照單全收地降服,不但顯露出人性惡劣的態度,更看見惡念的根源並不在於自我之外的他人,而是人性深處的底層慾念,一種與對方不可愛完全無關的內心惡念。

 最終,伊利在結束對峙時,克制住一切內在報復的衝動,向對方做出一個震撼的宣告﹕「我和你是不同的人﹗」成為掙脫邪惡枷鎖的吶喊。

 正是這句話宣告了主角成功地轉變,也正是這句話顛覆了作品應有的張力。從敘事脈絡的發展來看,這句話並沒有為伊利戲劇性的改變,提供令人信服的動力來源。而從基督教信仰對於生命更新的基本前設來看,伊利的改變更是缺乏一種本質性的力量來源,畢竟「自我提升」並不能為生命更新帶來真正的保證,而是需要自我之外的救贖他力。

內心世界的撕裂

 保羅在聖經羅馬書中明確地指出﹕「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上帝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羅馬書七章21-23節)

 就人存在的真實狀態而言,人是無法倚靠自己內在的力量來克服罪的驅動力,因為內心世界惡的驅動力遠非意志所能夠控制。故此,自我之外的救贖力量才能夠提供生命更新的保證。

 保羅緊接著說﹕「感謝上帝,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上帝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羅馬書七章25節)

 保羅一方面向我們展示了基督救贖的力量,另一方面向我們啟示了一種真實存在的割裂狀態,就是我們無法成為上帝原先創造的尊貴身份,乃由於我們內心世界撕裂的力量﹔而這正是全片對邪惡定義的來源。

 綜觀《邪惡》全片,因為有著基督信仰式、對存在割裂狀態的核心關注,所以對人性所進行的勾勒相當深刻,不僅將邪惡存在於割裂的現象精準地詮釋出來,更觸動觀影者對生命晦暗的體察﹔但是嘗試走出基督教的外力救贖觀,所造成敘事動力的失落,是全片較為可惜之處。(作者就讀於東南亞神學院)

《邪惡》(Ondskan)
導演﹕麥克哈夫斯強(Mikael Hafstrom)
原著﹕楊庫盧(Jan Guiliou)
演員﹕安卓威爾森(Andreas Wilson)、格斯特史柯斯嘉(Gustaf Skarsgard)、漢瑞克朗德斯(Henrik Lundstrom)、琳達綺蘭寶(Linda Gyllenberg)

得獎紀錄﹕2004年瑞典奧斯卡最佳影片、歐洲電影獎費比西獎、7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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