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神學中的詮釋危機(一)

【作者:葉仁昌會思想的蘆葦 2001.11.18


基督徒經常犯一個錯誤,

就是對於那些沒有清楚聖經教導的議題,

也抱持著如同基要福音般的毫不妥協態度。

聖經雖是我們權威的基礎,

卻也是我們權威的限度。

基督徒相信聖經所談論的一切都是權威的;

但聖經卻不談論一切。

對於那些不是清楚啟示或上帝旨意的事物,

誰膽敢宣稱自己有認知的權威?

如果上帝都「沒說話」,

那麼基督徒就不應該「說大話」。

 

 

聖經中的政治觀?


  「聖經中的政治觀?」,對於關心政治的基督徒而言,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課題;卻也是一個有問題的「問題」。當我們愈是討論所謂的「聖經中的政治觀」時,往往會愈討論愈是心虛。因為,雖是翻遍了聖經,似乎也建構不出一套「聖經中的政治觀」來。這是我們的不才與欠學呢?或是有其它的原因?

  或許,我們可以很嚴肅的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到底聖經中有沒有一種所謂的「政治觀」?如果我們說沒有,恐怕很多基督徒在心理上無法接受。不過,如果「觀」這個字指的是有系統的、整體的看法,那麼,實在是沒有所謂的「聖經中的政治觀」。

聖經是一切的答案?


  管許多教會人士經常說道,「聖經是一切的答案」。然而,聖經卻不談論一切。譬如,聖經不談論環保與核能的問題,聖經也不談論海峽兩岸的統獨問題。不只是這些具體政策的爭論,就算是原則性的問題,譬如,聖經是主張開明專制抑大眾民主呢?資本經濟抑社會主義呢?順服政權抑革命反抗呢?即使在專業的聖經學者中也一直爭論不休。我們必需承認,聖經到底是一本以靈魂救贖為主旨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專門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或是科學等的教科書。

  對於靈魂的救贖,聖經的教導是完整的,一句話都不能減少,也一句話都不能增加。然而,對於政治,或是其它諸如經濟、科學、環保、女權等的領域,聖經卻只有零星的、間接的與隱涵的教導、榜樣或例証。而這些零星的、間接的與隱涵的教導、榜樣或例証,並不足以構成一套完整而有系統的「聖經中的政治觀」。

雙重困擾


  這是基督徒「文化使命」的一個基本難題;而且這個難題帶來了雙重的困擾。一方面,因為聖經對它們只有零星的、間接的與隱涵的教導、榜樣或例証,導致許多基督徒自然的忽略了它們,甚至發展出一種積極或消極的反動態度。這不正是台灣福音派與靈恩派中的普遍現象嗎?

  另一方面,也正因為聖經對它們只有零星的、間接的與隱涵的教導、榜樣或例証,以至於基督徒在這些問題的思考上反而有更大的想像空間。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就是立場紛紜、莫衷一是了。譬如說,一個基督徒可以根據聖經中的罪觀神學以及創造論,來提倡民主人權、反抗專制。但同時另一基督徒卻也可以搬出保羅,宣稱「君權神授」,不容抗拒與侵犯。再譬如,如果按照喀爾文教派的看法,財富是上帝給勤勞者的獎賞,因而私有財產制度、甚至資本主義經濟都是可以支持及肯定的了。然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家卻也可以根據初期教會凡物公用的歷史而來主張共產主義。

近代西教士的戰爭神學


  衡諸近代中國的教會史,正為這種情形作了最佳的註解。譬如,在晚清時期的許多西教士眼中,帝國主義對中國所發動的戰爭,就被詮釋為上帝的偉大福音計劃的一部份。因為他們眼見中國社會的各種民間信仰、以及對基督教的頑強排斥,很自然的就將中國當作是撒旦的首要堡壘與「敵基督」的最大國度。而列強也就順理成章地被當作是上帝用來打擊魔鬼的刀劍了。著名的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就說道:

    我們不懷疑那位說祂帶刀劍來到地上的已經來了,我們

    不懷疑上帝眾仇敵的迅速瓦解以及祂自己國度的建立。祂要

    攪動、再攪動(中國),直到祂樹立起和平之君。

  在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時,衛三畏繼續指出,英國的攻擊「大為強化了一個盼望,即上帝正預備在中國人當中有力地作工。」他相信此一鬥爭將為傳教士們「鬆開土壤」,以便「撒種」。西教士蕭克(Henristta Shuck),甚至將英國的海軍「當作是上主直接的工具,用以清除阻礙聖神真理前進的垃圾。」另一位極力督促列強干預中國(包括佔領台灣)的美國傳教士領袖伯駕(Peter Parker),在鴉片戰爭後也曾說道,

    回顧事情目前的狀況,我勉強自己不將它只視為一件鴉     片或英國的事務;而是上主偉大的計畫,祂使人的邪惡來促

    成祂對中國的慈愛目的,打破她孤高排拒的城牆。

  固然戰爭帶給中國的是悲慘的災害,但是,借用喀爾文的話來說,或許正是「上帝對世人的忿怒所施的審判」。這個審判當然是痛楚的,但與永生之樂比較起來,它卻是短暫而必要的。因此,英國傳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說道,「戰爭是對中國偉大祝福的一個泉源。它是可畏的懲罰,但中國需要它,而且將會因它而更好。」以此而言,這些西教士相信,列強打開中國的門戶,不能不說是上帝的一項祝福與禮物。而且,這項祝福與禮物是雙重的,中西方都同蒙其惠。西方人終於可以償還所欠中國人的「福音的債」,這個「福音的債」是上帝給「白種人的負擔」。而中國人呢?則是得到上帝的福音,脫離悖逆的生活。

下期待續

本文作者葉仁昌教授任職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是衛蘭團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專題講員
本文原載於《邁向台灣的神學建構》及作者個人網頁,經作者授權本中心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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