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性的神學催生—上班族的救贖（終）
科層體制：理性化的「機器」
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早已指出了，現代社會的根本核心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創造了社會「科學」，理性化也創造了科層體制，而科層體制再加上喀爾文的新教倫理，則又助長了現代資本主義。因此，他指出，這是一個「迷幛解除的世界」（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在理性的宰制下，揭開了一切神秘的面紗。這裡不再有狂飆、幻想、聖神與巫師。最偉大的存在就將只是象徵著理性紀律最高成就的科層體制了。換句話說，韋伯相信，再也沒有英雄和大師了，只有一個大「機器」。
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則更進一步的看出來，甚至是藝術、文化與教育也受到了工具理性的洗禮。它們也完全變質了。最明顯的特色，就是出現了許多「教育機器」、「文化機器」和「藝術機器」。這裡所謂的「機器」，是指教育內容、文化表徵與藝術成品，就好似機器產品一樣地被標準化、規模化與商業化的生產。事實上，在這部「機器」中所放入的「原料」與「作業流程」，根本就已經決定了「產品」的一切特質。它當然失去了個別差異與獨特性。更糟的是，教育､文化與藝術等「產品」的內涵、特徵與評價，處處根據於規模經濟與商業利益來衡量。
教育、文化與藝術的「零件」化
另一方面，教育、文化與藝術也幾乎成了整個社會機器裡的一些「零件」。這些零件是不能自主的，它們必需在社會機器中討生活與找出路，甚至是尋索自己的意義。它們說了許多「機器語言」。就像一隻鸚鵡般地，以為是一己自由自在的表達，其實只是在回應「制度主人」所教導和期待的語言罷了。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在現代社會中，教育、文化與藝術雖然享有所謂的自由，但是卻處處在技術理性、架構與既存體制的桎梏中。雖然它們還可以扮演代表不同意見的抗議者，但是對於技術理性、架構與既存體制的「有效的不同意」卻幾乎不可能。
然而，我們深信，真正的自由是個體全人的釋放，包括了靈、魂和體。真正的自由不只是能夠對社會的「規矩」、思想的框框以及既存的體制說「不」，而且能在說「不」以後，還享有生活的尊嚴、權利與福址。真正的自由是能夠自在地作他自己。但是，在現代社會中，上班族每天活的都不是他自己。他為體制、上司和老闆而活。如果他想抗拒、要作他自己，很快地就會嘗到體制、上司或是老闆的各種形式的「懲罰」與「精神治療」。為此，他喪失了行動自主、言論自主與思想自主，甚至，有時還要付上道德自主，譬如是說謊、作假帳或是送紅包。
上班族與虛假的快樂意識
這樣的現代人不可能喜樂。但是現代社會卻用豐富的物質享受、高績效成就、高利潤以及高報酬，讓我們以為「快樂」。然而，當人們獨處與反省時，可以很快的就揭開了這種虛假的快樂意識。因為在實質上，人心所充滿的是焦慮、挫折、恐懼、憎恨、壓力與不滿足。但是這樣的覺醒並沒有多少實質的意義。因為，快樂的定義正日復一日的嚴重扭曲中。這一方面得歸功於商業廣告的強大力量。它們每天如「耳提面命」般地在教育我們什麼是「快樂」。另一方面，則由於人性愈來愈像「物」性，以至於物質慾望或是肉體與感官的滿足，就經常被現代人詮釋為「快樂」了。而為了因應這種物質慾望或是肉體、感官滿足的需要，現代社會發展了精緻而普遍的「消費天堂」與「娛樂工業」，譬如是電視、音響､影碟､電動玩具、卡拉OK､MTV 或是 KTV。
這種虛假的快樂意識，最可怕之處，就是它對人的麻痺性。而一旦以為這就是快樂，便再也不去追求真正的喜樂了。另一方面，這種麻痺性也使得人們像中嗎啡一樣，他必需更為依賴「消費天堂」與「娛樂工業」，才能維持既有的「快樂」水平。
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上班與工作實在有許多無奈、壓力、緊張和挫折。尤其，工作成品與經營對象往往與自我是高度疏離的。它們通常所反映和呈現出來的，並不是一個真實的「我」。而為了遷就現實的權力關係、人情世故，以及技術理性對於經濟效益和整體利益的考量，上班族老早已經放棄了一個真實、樸質、道德與理想的「我」。因此，上班幾乎不可能是快樂的時間。它只能不斷地用高績效、高利潤以及高報酬來創造虛假的快樂意識。
那麼休閑的時間快樂嗎？有時是的。不過，現代的上班族在長時間的自我疏離下，往往難以立刻恢復。通常他並不能夠真正放鬆，享受自我。而只能「被動的放鬆」（passive relaxation），接受「消費天堂」與「娛樂工業」式的快樂。這種休閑與娛樂的特徵，是毫無思想與創造性。它所提供的只是笑料、氣氛、動作和聲光。這不正是充斥著現代社會的千百種「遊戲」中的不變的內涵嗎？更可悲的是，在現代社會中，休閑的基本意義，並不是享受自我，竟是為了走更遠的路。換句話說，休閑不過是為了明天的勞動作準備。因此，現代休閑的第一原則就是「及時行樂」了，並沒有多大的勇氣想像明天。
結語：為人性的神學催生
總括來說，現代的上班族實在是悲哀的。他們被剝奪了真正的理性､自由與喜樂，充滿了一顆顆壓傷的靈魂。然而，這樣一個「剝奪」的體制卻幾乎沒有改革或祛除的可能。人無可選擇的必需去面對它。但是在面對之後，還可以殘存多少的「人」性呢？或者說，還可以殘存多少上帝所賦予人類的「主體性」呢？這不只是現代神學的挑戰，事實上，也是福音在當前所面臨的莫大考驗。因而，筆者在此願再次呼籲，為台灣的人性的神學催生，好讓我們的上班族真正成為上帝的榮耀的兒女。
本文作者葉仁昌教授任職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是衛蘭團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專題講員
本文原載於《邁向台灣的神學建構》及作者個人網頁，經作者授權本中心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