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與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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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不是天生的（innate）概念，它要到18、19世紀自然法學說（natural law theories）興起後，才逐漸為世人所熟知。簡單來說，所謂「A對某事享有基本人權」，便意謂著「A對於某事有一種特殊的便利，這種特殊的便利是因著其為人的身分而獲得保障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這是西方學界公認最為基本的自然權利，任何人或政府不得任意加以立法侵犯。
但這並不表示「天賦人權」是純粹外來文化霸權下的產物，沒有普遍性可言。近代哲學家洛克（Lock）在《政府論次講》（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便明言，上帝造人是一律平等的，因此「無人有權侵犯他人生命、健康、自由及財產」，這是上帝為人類理性所立下的自然法則。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在起草「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時亦受此啟發，強調「我們視這些直理為自明的（self-evident），即：所有人都是受造為平等的……。」
在君權神授的世代，人權理論的興起，宛如破曉的曙光，預告了新自由平等時代的到來。可惜，人權的「福音」正如同基督信仰「因信稱義」的道理一樣，甚難為世人所理解，總是不斷要附加上許許多多的但書，或例外條款。美國南北戰爭前，許多白人相信「天賦人權，但是黑奴除外」；直到1960年代第二波女權運動興起，還有不少人主張「男女本不同，二性如何平權」；邁向公元2001年，世界上仍有少數幾個國家堅持「囚犯是沒有資格講人權的」。
令人汗顏的是，台灣便是獨不信「邪∕人權」的其中之一。這一方面是出於過去政治戒嚴的鉗制，另一方面則是受到中國儒家封建思想的影響，以致於國家福祉、社會需要隨時可以淩駕於個人權利之上，動不動就要「視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是以區區蕞爾小島竟也創下了不少立憲國家之最：有「臨時」了將近四十年之久的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有自1945年早已失效卻沿用至今、與刑法量刑兩相扞格的懲治盜匪叛亂條件……。
其遺害莫此為甚的是，造就了「法盲」、「憲盲」的順民無數。是以一談到廢死刑，大多數人的反應便是，訴諸「以命償命」的舊思惟，質疑死刑犯豈還有人權可言？！渾然不知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有生命權，第二十三條只允許國家以法律「限制」生存權，國家能否據以「剝奪」人民的生存權是值得再行商榷的。
更甚者，倘若人權果真如洛克所言，是上帝白白賜予的，人豈能掠奪上帝的榮耀，將之視為美德善行的報償？或當成某種可以自個關起門來誇口卻拒他人於千里之外的殊榮？答案當然是不能！如同「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同理，人之享有生命權也是因著創造的上主，而不是自己的好行為。這樣看來，人權也者，是「本乎信，也屬乎恩的」。人權既是先天的（apriori）價值信念，不能為後天（aposteriori）的經驗所否證，我們又是憑什麼可以說死刑犯沒有人權呢？聯合國1996年12月16日通過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正是有見於此，深信死刑的廢除是生命權的發揚，才於第六條明文規定「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
新任總統陳水扁日前在就職演說中承諾，未來四年要將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將台灣納入國際人權體系，並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值此之際，強調尊重生命的基督徒豈不應加緊推動死刑的廢除，投入打造二十一世紀人權台灣的行列！
本文章為死刑存廢的再思系列文章。
本文原於2000年刊登在「信望愛議題——陳文珊的死刑議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