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慢一点，才来得及
「慢」实在是有意思的字眼。
早年我进修神学之处，设计的是两年课程。日本同学有个传统，事先就打定主意准备念三年：第一年完全不修本校课程，每天一早出门到英国皇家学院上英文。由于那一年将语文基础大致建构完成，之后两年大半都能完成学业。
某一年，有位中亚同学入学，他的英文程度不够，也许不知可以借镜日式传统，也许经费拮据，总之，他报到后就直接上正式课程。遗憾的是，同班同学毕业时，此君未能取得证书。
经过协商，中亚同学得以留校再读一年。和日本同学一样，他总共花了三年。不一样的是，日本同学大半完成学业，而此君努力了三年，依旧通不过学校的基本要求。
日本同学好像起跑时输了，但最后不一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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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宣道会区伯平牧师写过一篇文章，赞许差派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伦敦传道会「有宽广长远的见识和立场，订交给马礼逊务实而明确的任命。既不会让他带着一项模糊的空大目标上路，也不致对他构成『苛索』信主人数业绩的压力」。
区伯平说：「差会托付马礼逊的，只有两项明确任务，就是编写一本学习中文的字典，和翻译中文圣经。至于其他宣教成绩，都是订给第二、以致第三阶段的目标。」
马礼逊没有从差会来的压力，他自己心中急不急呢？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必要提问。马氏乘风破浪而来，岂会不把中华百姓放在心上？书上记载：「一八一四年使马氏最快乐的一件事，便是收得一个信徒，是七年工作中惟一的果子，就是那位帮助马氏印刷工作的蔡高，于九月九日中国重阳节那一天，在澳门一处幽静的海湾中，施行了洗礼。」
马礼逊除了译经，还撰述布道文字。当时领人归主不易，但马氏没有因此心慌：「说到梁发，是广东高明人，本来是学习雕版的，在一个离洋行街不远的印刷所里作工，因此，得与马氏发生了接触；曾经向马氏请求过洗礼，马氏没有答应。」
这位后来由米怜施以洗礼的梁发，在教会历史上占了重要地位——他是第一位华人牧师。从马礼逊对待梁发一事，可以看出他不认同「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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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有什么不好？林毓生说：「我们不能太着急，着急反而容易使人变成教条主义者。」他继续说：「我觉得台湾各方面都太着急。文化界也在着急，着急写，着急出版；这样做法，很容易变成在平原上骑马绕圈子，弄得人马皆惫，而毫无进境。」
林氏讲对了没有？ 且以教育改革为例对照。
惨烈的教育改革实施十三年后，台湾大学教授江宜桦在报端评论：〈教改偏离自由心灵？〉。江宜桦说，从国家角度，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有利于建设的人才；从家长的角度看，认为求学的目的在于考取名校名系，如此毕业后才有满意工作的保障。
这两种思考逻辑，都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可是二者所压抑的，却是教育真正的本质，也就是「自由心灵的培养」。
江氏说，自由心灵是指一种「宽阔、自主、理性、包容」的人格特质。有这种特质的人，比较能以开放心胸看待外在世界，比较愿意温厚平和地处理人际间的差异与冲突。
但是，自由心灵非与生俱来，必须细心培养。「培养」这两个字说明了要按时浇水——耐心得够；也说明了要以作物的时间表为准——不可揠苗助长。传道工作可以揠苗助长吗？传道工作要「求快」吗—还是得细致、耐心地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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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明写了篇故事〈奇怪的回答〉，刊登在《国语日报》；他写一个商人教小伙计背着一大包零碎的东西，要在八点钟之前出城。时间看样子只剩几分钟。
老板问人，现在出城，来得及吗？路人看小伙计满头大汗，又看他背上背的东西，说：「现在是七点五十五分，你们要是走慢点儿还来得及。走快了，恐怕出不去。」
商人听了，觉得这个人讲话奇怪，怎么走快了反倒出不了城？他就一个劲儿催小伙计快走。这时候天都黑了，路高高低低的；一下子，伙计的脚绊在石头上，摔了；背上的东西掉落地上。等他们把东西一件一件捡起来，包好，城门早关起来了。
信徒若不读教会历史，也就罢了；作为教会领袖，却不能不以史为鉴。
（摘自 《走慢一点，才来得及》〈辑三 差异中找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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