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俗二分的时空架构
【作者:吕一中】一个天真的民俗文化学者 2010.03.14
除了「吉凶时空」之外，基督徒还会遇到哪类的时空问题？而我们究竟应该抱持何种时空观念来因应呢？
西方的社会，有热切的信仰者，也有那种把上帝完全丢掉的人。所以在西方的信仰价值上，就形成了「圣」、「俗」之间绝对对立的局面。这使得西方关切宗教的研究学者，屡屡以「圣--俗」的对立架构来分析宗教。
着名的宗教学者伊利亚得（Mircea Eliade）以跨文化比较的方式从事宗教研究，他认为宗教研究的中心主题应是「神圣」（sacred），而他也选取了与神圣相关的「圣显」（hierophany）事件来进行研究。
什么叫「圣显」事件，这在台湾例子可多了，例如一座山在那里，偏偏有的人说这座山长得像观音，这使得那座山就被叫做「观音山」。于是不管什么事物，只要人们哪一天突然觉得这事物具有神圣性，就可被称为「圣显」事件。
伊利亚得认为「圣显」事件，分析到最后都会展现出两种「原型」：神圣空间和神圣时间。就定义上来说，伊利亚得认为神圣空间是一个与世俗空间异质的空间，他对此表示：「每一个神圣空间都暗示着一个圣显事件，也就是神圣的「介入」，这种介入导致某一范围区域与其周围世俗环境分离，并且呈现出不同的质」（1961:26）。刚才提的「观音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除了神圣空间之外，伊利亚得也很重视神圣时间，并曾做如下的分类：
1.仪式时间（ritual time)：一个仪式举行的期间，这段时间是不同于接连在其前的世俗时间。
2.神话时间（mythical time）：藉由一个仪式、或仅藉由神话原型的某项行动而获得。
3.宇宙的周期（the rhythm of the cosmos)：就像月亮的圣显，这种周期性被视为启示，这种启示显现出宇宙中一种根本的神圣力量。
4.大自然的周期（the rhythm of nature）：藉由大自然的周期，所展示、启发的时间。例如Dyaks民族，他们以一天为单位，并依这天各时刻所显示特别的“质”，来判定当天是否幸运，因而就产生了「幸运与不幸运的时刻」（lucky and unlucky moment)。
伊利亚得将时空分为「圣」与「俗」，这是自涂尔干以来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主流，也就是伊利亚得根本无法脱离社会学的「世俗化」议题。然而「世俗化」到底指的是什么？宗教社会学者柏格针对「世俗化」这议题做过很有价值的研究，他指出这个词的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世俗化」这词汇其实一直代表着不同的意义，伯格列举出曾经代表过的几种不同的意义：「它（世俗化）起初是随着宗教战争而开始采用的，意指领土或财产之脱离教会权力控制。在罗马教会法规中，这个词逐渐用来表示有教职的人之回归“世界”。」
然而「世俗化」这个词在当代的意义，伯格则定义为：「社会和文化一些部份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徵的控制」。并且关于这种当代的「世俗化」过程，伯格也提到在马克斯主义和基督教学者之间则有着不同的评价：
在更晚近的时期，----世俗化一词和从它衍生的“世俗主义”一词，一直作为一个富有价值判断意识形态概念被使用，有实有正面的含意，有时有反面的含意。在反教权的和“进步”的圈子里，它逐渐代表了现代人从宗教保护之下的解脱，而在传统教会有关连的圈子里，它作为“非基督教化”和“异教化”等等而受到攻击。这两种意识形态很浓的看法（在这两种看法内，同一种经验现象出现时带有完全相反的价值标志），相当有趣递出现在分别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受基督教观点影响的宗教社会学家的着作中。
然而无论这些争论的观点为何，自宗教社会学者提出「世俗化」的概念之后，当代的一些宗教学者就运用「圣」、「俗」的分野来描述宗教的经验，并且形成了理论架构。
■ 「圣俗二分」带给基督徒分裂的伦理生活
渐渐不喜欢用「神圣时间」和「神圣空间」这些词汇，不仅就理论上来说，这种以「圣」、「俗」分野的时空观念，若是拿来分析其它的宗教信仰，那就问题重重了。
例如民间信仰的「吉凶时间」，所有的时间都具有吉或凶的意义，因此根本找不到不具宗教意义的世俗时空，因此和「神圣时空」的架构是有所区别的。若是在伊斯兰世界，有绝大多数的区域，则是仍然维持着神权统治，他们即使有「圣俗」区分的问题，但影响也不大。此外，其它的宗教也少有这类的「圣俗」区分的问题。
这么说来，这种「圣俗」二分的时空观念，恐怕还是基督教会的专属问题。同时这词汇所代表的理论架构，对基督徒而言，仍然还是一种带来失望的时空架构。虽然这些词汇的确较易于描述当代基督徒所面临的时空冲突问题，但却没带来希望。
神圣时空的架构是建立在圣俗对立的社会基础之上，当社会制度的建立，越来越依照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原则建立之时，这种圣俗对立的时空架构就撕裂了基督徒的生活。
就台湾基督徒的痛苦经验来说，甚而是双重的，一方面台湾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原则若是彻底一点，我们面临不同宗教的冲击反而还可减少，但任谁都知道台湾有许多政治人物，都和地方的庙宇挂勾甚深，这使得我们面临宗教社会制度边缘化的痛苦。
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时也面临这种来自西方「圣俗」分野对立的冲突。就基督徒的信仰工作经验来说，基督徒必须在星期日到教会去，进行信仰告白，在这一天他所奉行的是基督教的伦理生活；至于其他的日子，他必须回到工作的岗位进行他的工作，这时他所采行的工作伦理，纵然是出于不得已，但的的确确是很世俗化的，有时候甚至是和基督教伦理背道而驰。
在这时候，许多基督徒都不容易将信仰原则嵌入到这种日常工作的生活之中。也因此基督徒的这种信仰经验，常受到圣俗两方面力量的拉扯，这使得基督徒陷入到罪咎和痛苦之中。
但问题是否这么简单？特别是当代社会，根本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架构下形成，我们是在这体制之中生活。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得生活在这样的生活情境之中。甚而是眼睁睁地看到商业主义以各种姿态，尝试攻入基督教的信仰世界。这使得我们在面对关于「上帝」和「玛门」之间的选择问题之时，毫无疑问地，在信仰告白之时当然是要选择「上帝」而拒绝「玛门」；但当我们工作之时，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玛门肆虐。
■ 青壮年基督徒面临的困境
有不少教会干脆就尽量用各类的聚会，来减少玛门的肆虐。当然这是在圣俗的时空架构之内，因着圣俗之间壁垒分明，当然只好增加神圣的时间，尽量每天都排满聚会。
然而这种方法，在还不确定是否真能解决圣俗之间的冲突之际，但却无意间引起了另一个问题。特别是青壮年的基督徒，却也面临了难以解决的困境。
有教会活动就必须有服事的人，通常哪些人最适于服事，当然青壮年是被认为成熟并适于服事的人。但问题是这些人也往往正为家庭生计努力奋斗，在忙碌的社会工作之后，又要忙碌于教会工作。
也因此在「圣俗」二分的时空里，无论是「圣」或「俗」的时空，其内容都是「工作」，只是工作的性质不同罢了。但对某些基督徒而言，特别是青壮年基督徒，这种不间断的工作压力，只有付出但却面临着缺乏休息和继续灵修的窘况。
不讳言，若是无法胜任负担的人，有一些人就会选择离开原有的教会，较好的会去选择一间大教会聚会，并且默默的来，默默的去；较糟的是有的人干脆就完全离开教会。
在当代的基督徒，已逐渐认知传道人也需要休息和灵修，才能有能力继续牧养教会，因此就有不少教会认知「星期一」是传道人可以自行运用的时间。但是对于青壮年基督徒所面对的这种时空困境，却鲜少有人提出来检讨。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曾有数年时间在神学院任职之时，那时仍是周六要上半天班的时期。笔者虽不用在周六至学校，但却是在周一到周五之间，每天都在树林和新竹间通勤，至于笔者的太太任教于国中，当时必须在周六中午回家。
那时笔者虽在神学院工作，但在教会之中，只是以一般的信徒身份聚会，但那时所在的教会，因为受过服事训练的人少，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要求笔者和太太同时带领儿童主日学、诗班、青少契。这些事工的时间，占满了周六下午和周日的整个白天，这使得笔者和太太在那一年多的时间内，极度缺乏休息和灵修的时间。而工作之时也无法全神贯注，更何况是我太太当时还怀着身孕。
在身心灵都极度疲累的情况之下，我们曾与教会长执沟通，他们直接一句话就回绝：「你们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还是上帝的？」
这句话认为「参与事工」才是属神的，「不参与事工的休息」就不属神。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适度而必要的「休息」时间，反而可确保事工的品质，因此「休息」的时间其实也是属于良好事工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将「事工」和「休息」二分的作法，其实仍是受了「圣俗二分」观念的影响。
当我们的小孩出生之后，如果还继续这样的服事，那么将是工作、服事、家庭三者都顾不好的窘境。既然我们那时的身份只是一般信徒，我们就不愿再接原教会的服事，后来也换了教会，参与我们可以担负的事工。
笔者当时面临的问题，并非是单一个案，相信也是不少青壮年基督徒同样正面临的难题。
■ 避免「病急乱投医」
提出「神圣时空」的伊利亚得，当然也意识到「圣--俗」之间对立所带来的问题，他也提出要整合「圣--俗」意识的建议，并热切地盼望「回归神圣」。他期望人们可以发觉所谓的「世俗」并非是「世俗」，这「世俗」其实是有着神圣的意义，。因为伊利亚得认为我们是在具有「循环性」的时间过生活，而「时间的循环」，在伊利亚得的定义之中，本来就具有神圣性，这可从他对神圣时间的分类中就可看出。也因此伊利亚得会认为任何一个所谓的「世俗」事件，其实都不是在偶然间发生的，而是个在具有循环性质的神圣时间观会重复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这个所谓的「世俗」事件，其实仍是其它事件的重复再现。
伊利亚得藉由「循环的时间观」替世俗事物重新找回神圣性，至于什么是「循环的时间观」，想想「六十一甲子」就是循环时间观的一个例证，由此看来，伊利亚得莫非受到东方思潮的影响喽？
一切都回归到「神圣」，当然是我们热切的盼望，但要切忌病急乱投医，绝不能为了回归神圣，就贸然地接受循环的时间观点。为了更深入了解伊利亚得，在这时我们得要正视伊利亚得的一位好友，也就是与佛洛伊得同为精神分析学派的重要人物的容格（C.G. Jung）。
容格的理论中，也像伊利亚得一样，谈到「原型」（archetypes）这一概念，只是「原型」的内容倒是不同。容格认为「原型」是人类幽暗的「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结构元素。至于什么是「原型」，这就包括了「假面人格」（persona）、「阿尼玛」(Anima)、「阿尼穆斯」(Animus)及「统合我」（self）等四个重要部分。
这其中什么叫「阿尼玛」(Anima)和「阿尼穆斯」(Animus)呢？容格认为男女在集体潜意识中，背后都还潜藏着另一个异性的性格。在容格理论中，认为每个人的意识都会和他自己的「集体潜意识」产生冲突。至于解决方法，则是将幽暗的「集体潜意识」整合到意识当中。若用「阿尼玛」(Anima)和「阿尼穆斯」(Animus)为例，就是男性该和他的潜藏着的女性性格整合，女性则该和她的潜藏着的男性性格整合。
容格这理论是原创的吗？根本不是，所谓的「阿尼玛」(Anima)和「阿尼穆斯」(Animus)，换回我们的话，指的就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至于「统合我」（self），只要想想「太极图」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是不是我栽赃容格的理论，各位只要有空看看容格的自传《回忆、梦、省思》，去看看他如何自述深受道家和道教的影响，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提到伊利亚得和容格是好友，其实他们交情匪浅，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在学界有影响力，甚而还有个大力推销者，就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许多人。
伊利亚得和容格曾经是多年的学术伙伴，他们都参与在一个称为「Eranos学术社群」之中，他们定期提交论文，彼此讨论。至于这个「Eranos学术社群」的大力推销者就是坎伯（Joseph Campbell），坎伯把当时的「Eranos学术社群」会议论文编辑出来之外，他自己也写了许多书来鼓吹他们的思想，在台湾由立绪出版社出版了与其相关的着作有《千面英雄》等书，坎伯被视为是New Age思潮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包含伊利亚得、容格、坎伯等人主张之流行，让我们看到从东方出口的主张，换个包装，竟然又回销到东方来的可叹场景。由于这些人的骨子底，宣扬的其实是道教和印度教的思潮，因此教会对这些人的学说和应用，就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