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评台湾式的知识经济与相关的公共政策（中）
不良高等教育是台湾发展知识经济的致命伤
高等教育一直没建立起自主性和良好的基础架构，才是台湾整体知识体系发展的瓶颈所在。学术缺乏自主性（或主体性）就是缺乏创造力，就是不断地在引进、学习，而所谓的学者就是在扮演没有名份的掮客。学术如果没有创造意义出来，不要学术也罢。缺乏主体性和良好的研究基础架构[5]，台湾未来的学术水准仍是落后国家。
台大心理系黄光国教授在1998年国科会「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会议」，发表一篇「建立学术实践的主体性：对心理学门及社会科学的检讨」文章，以及一书《科学哲学与创造力：东亚文明的困境》，立绪（2002），点出国内的一些问题。他指出，大体而言，今天台湾社会科学界对西方思想家的认识，仍然难以摆脱「赶热潮」的格局。在西方社会科学热烈讨论某一位思想家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着大炒「韦伯热」、「博柯热」。等到热潮一过，大伙儿又将这些人物的着作和思想抛到九霄云外，懒得多加眷顾。……许多人在做研究的时候，或者用非常简单的单向思维来思考问题，或者干脆以西方的理论或研究工具做为研究的出发点，连简单的逻辑推理都可以省略掉。大家普遍存有一种「拿来主义」的心理，有些人从国外的新期刊拾一些流行的题目，修改几个变项，「如法泡制」一番，便可以弄出一篇论文；有些人则是致力于引入外国的研究工具，找几个研究生，将外国的量表和问卷翻译成中文，检验一下信效度，也可以「加工制造」出一篇篇的论文。结果「逻辑实证主义」到台湾之后，变成了只有「实证」而没有「逻辑」的「素朴实证主义」。大家只讲求「实证研究方法」，既不管理论建构，也不管逻辑思考历程，甚至用非常繁复的「实证研究方法」，来获致一些「不具认知意义」的琐碎结论。
台湾只知有样学样，而不知分寸。近年来全世界财富成长率、财富累积程度最可观的大学，可说是美国史丹福大学。在1995-1998年四年间，四位史丹福大学物理系教授，分别在高能实验物理、低温物理、雷射冷却与补捉原子、半导体内的电荷分数量子化效应共四项研究领域，获颁诺贝尔物理奖。一大学能够在同一科研领域连续四年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是全球大学的空前（也应是绝后）记录。全球只有极少数的美国大学，能投入差异性极大的多项研究领域，并做出最顶尖的研究成果。客观的事实和社会结构而非文化，造就与众不同的美式大学。完全没有国家整体规划、多元、互相竞争、全球最国际化的美式大学令国际羡慕，但几乎无法复制。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不论资深或资浅，都要竭力向外争取研究计划经费。然而，不少科技先进的欧洲国家的大学资浅教师，只需利用该校现有的研究基础架构做出好成果，而不需要耗费精力向国家的研究计划单位申请研究经费。其它科技先进国家的大学与美式大学有明显的差异性，否则难以成为国际一流学府。台湾许多大学的教师拥有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同时高等教育外表上师法美式大学甚多。台湾的大学和教改似乎只知道要学习美国，这种情形就好比一群小个儿，一心想学篮球以打美国NBA大赛一样的荒唐。美式大学根本不适合台湾。
从网站资讯查询亚洲最具代表性的东京、京都、东北、大阪等传统大学，这些世界级的日本大学没有独立的企管系、企管研究所，而所谓的企业管理仅是经济系（或经济暨管理学院）里的一学门而已。世界着名的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这所为公司训练跨国商务经理人才的学府是独立于十所瑞士大学之外。台湾的大专院校有无数的独立企管系和企管研究所，一些学校由于师资规模过大，故衍生、制造出新花样的管理研究所，并广授博士学位。这种离谱的现象，难道是孕育国内企管大师的捷径？还是另一桩的台湾式知识经济奇迹呢？
苦海无涯！
1874年出生于苏联共和国（Belarus），在德国、瑞士受高等教育，国际着名的化学家，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Weizmann教授，他从玉米中提炼出丙酮，这项发明对英国在一次世界大战里颇有贡献。尔后，他把人生精华的时间，无私地奉献给以色列的基础科学和研发基础架构的建立。以色列建立于1934年的Daniel Sieff研究院，在1949年重新以第一任院长Weizmann教授的姓命名（www.weizmann.ac.il）。同样没有教学义务的国内中央研究院的人数与以色列Weizmann研究院几乎一样，但，Weizmann这所国际顶尖的科研单位，为以色列的产业做出多项卓越的贡献，例如Weizmann 研究院所属的Yeda 研发公司也成功地技转授权Copaxone和Vitamin Alpha D3产品给Teva制药公司，Frone(一种抗滤过性病原体和抗癌药物，年销售额4千万美元 )和Rebif(取代Frone)两产品则给瑞士Ares Serono集团(2002年营收15亿4千6百万美元、净利3亿2千1百万美元)旗下的Interpharm Laboratories [6]，它也为以色列和世界顶尖的大学培育出师资，Weizmann研究院的经费只有中研院的70% [6]！台湾整体的研究经费并不少，但问题是效率不彰、方向有误，并一再将个人理念非常技巧地灌注、加持在一些代理人上，一再以极度偏颇的诉求将国家的研发资源投向无助于研发基础架构的领域，或是利己损他人的方向。我们该仔细想一想国内学术科研投资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到底是为什么绩效？
我们搞高等教育大跃进，2002学年已达148所大学院校，还有15所私立大学获准筹设中。但，更多更多的人不满，就读私立学校要比读公立学校付出更多的学费，反要容忍更差的品质。然而，几乎没有人反省，荷兰的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台湾一致，荷兰的大学生所付的学费比台湾者更少，但是荷兰的大学生全在自己的国际一流大学读书。1920年出生于荷兰Dordrecht，198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Bloembergen教授，他在诺贝尔奖的网站（www.nobel.se）提供个人生平介绍，其中提到，「我的外祖父是一位高中校长，他拥有物理数学博士学位。我十二岁入学就读的中学，该校绝大多数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在1932年荷兰一所中学里的教师绝大多数拥有国际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然而至今台湾的大学里绝大多数的教师并非出自学术名校。台湾教改的决策过程，完全不知荷兰和台湾的师资水准长期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台湾民粹式的教改运动不思先改善这类关键的问题，反而不断要求扩充高等教育的规模，以减轻学生的升学压力。试问台湾的教育希望、投资回收会是什么？
笔者一位任教颇受家长、企业好评的专科学校的朋友表示，他的学校当时没看准「换牌政策」的趋势，造成学生逐渐流向形象不佳；可是其与换牌成功的大学，双方的教师阵容几乎与以往没什么差别！这位朋友表示，我班上的学生期中考考不到10分，期末考又再向下沈沦。我还是要「设法」给他及格，否则学校很可能要面临关门。为「换牌政策」的趋势，校方逼迫大家「设法弄到」博士身份，努力拼研究计划的申请和制造论文。台湾的积效、水准在哪里？Weizmann研究院和其它六所以色列大学的研究总经费，略高于台湾160余所大学和庞大的专科学校的研究总经费。苛政猛于虎？台湾的大学的研究希望岂非「苦海无涯」！问那些负责的单位与「教改大元帅」们，何时冀迷途能知返，该「回头忏悔」啊！
台湾的知识经济研究成果是零蛋水准吗？
大学是知识经济中重要的一环。在全球富有国中，人口1,560万的荷兰可说是在人口、土地面积、地缘条件等等，最接近人口2,250万的台湾。荷兰的农业出口（仅次于美国）是全球第二，而农业知识难以有效保护的台湾农业的前景是危机重重。以大公司为主的荷兰是一个高度共识的社会，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台湾是一个缺少共识的社会。例如台湾与荷兰的总体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重已经是相同，可是台湾的技术贸易收支比却是世界殿底的表现，台湾的学术科研平均水准（除农业外）遥遥落后世界的平均水准。荷兰与台湾在高等教育体系的规划、管理、效率是南辕北辙。荷兰只有13所大学，而最年轻的一所成立于1961年。台湾的大学总数超过所160，而年轻的大学还在产生中。1995-1999年荷兰在国际期刊发表87,792篇论文，而台湾只发表39,434篇论文。国内的大学在师资逐渐改善后，在人才的培育上有明显的改善。可是，国内的大学长期以来，仅能做到培育「需要专业知识的庶务性人才」，况且专业知识的产生仍来自科技先进国的大学。若以单位人口对台湾的技术输出金额，1993年荷兰、日本、美国的比例为7.7:2.9:1.0。目前国内光碟业报价约三分之一是付给荷兰飞利浦公司。不事CD-R生产的荷兰人每年可从台商收取2亿美元左右的权利金[5]！国内的大学大量制造一堆未来在就业生涯堪忧的工程师，而难以培育研发创新的人才，更无法培育出宏观思维的专业知识管理人才。国内的产业再永远往横向发展，会逐渐地消失。
Granstrand教授所在的大学，于1829年由企业家William Chalmers独资创立，一开始这所工艺学校便聚焦于科学，尔后随科技的进步而锐变成国际着名的科技大学。这所大学师、生、员工共计10,300名，其中大学部学生多达8,000名。除了有坚实的自然科学、工程、电脑科学研究外，这所学校尚有小规模的建筑系、科技管理暨经济学院。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经济规模较小者）的学术界，它们的科技管理领域与同校或它校科技领域学者有较高的互动关系。
相对的，国内商学院及一堆形形色色的新兴管理学院的人士，不但不熟悉民间企业的科技内涵与结构，也几乎完全与大学自然科学、理、工学者没有可尊敬的互动。更甚的是，全校教师当中没有几位教授懂科技，居然也能够成立科技管理研究所和招收博士班学生，并猛接所谓的研究计画案。这是否也是台湾高等教育松绑后的世界奇迹呢？
台湾热烈讨论较有知识的产业，几乎仅局限于资讯硬体、电子产业，而且高比率的中文论文，更根据一堆以美国学者为主的西方文献作经纬或理论架构，然后再列上本地媒体、工研院、资策会等单位所提供的资料为文章的陪襟，如此的结构岂不令人想将门牙也投保。美国的跨国大公司家数是世界之冠，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前百大品牌属于美商所有，美国的总生产毛额约是世界之三分之一。台湾的产业结构是以中小企业和帮人代工为主，国内的中文论文，怎么可以大幅引用美国学者的文献呢？这些口口声声标榜本土化的研究和那些「戴斗笠的村夫、村妇兴起打美式足球」的风雅有何区别？不会宏观、详尽地剖析自己的产业等等结构，一再用别人的东西来拼装和包装台湾的论文，若投到外国的英文学刊，请外国人来教训、教导我们的学者一顿，这难道就是台湾式的学术国际化和学术生涯？
台湾学术界缺乏够水准的产业研究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一备受嘲笑的模仿者，进步到一科技追赶者，再锐变成为一科技领导者。拥有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先任教琦玉大学，1994年转赴东京大学先端经济工学研究中心的儿玉文雄教授，长期钻研科技政策、创新经济发展。这位国际着名的学者，发表不少日本科技产业的轨迹和发展策略分析的着作。在《分析日本高科技：科技典范转移》一书里[7]，他提供读者，日本大公司的锐变过程。他宏观、量化标竿评比、结构性分析的工作，对了解日本科技产业的发展是极重要的研究。因这本着作，象徵日本国家社会科学最高荣誉奖「吉野作造赏」，1991年颁发给儿玉文雄教授，这是首次这项最高荣誉奖颁给一位工学博士。相对的，台湾的学术界始终无法做出类似儿玉教授的研究成果，这是否是国内的研究人员不知如何下手结构性的分析工作？这是否更暗示，国内对社会科学的认知，需要重新并仔细地省思呢？
从事产业研究，自然需要了解整体产业的结构与动态发展。以现代关键科技之一的材料科技为例，瑞士的发展明显以科学导向（如研发新药），英国在多领域研究上表现极突出（英国近代的Cavendish讲座教授，从1904年Rayleigh爵士到1977年Mott爵士，均获颁诺贝尔奖。），日本则明显以工程导向（如微电子级耗材）。一国的前导或领先性产业，当然与该国的研究影响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美国科学情报社（ISI）的统计，从1992年3月至2002年12月止，在ISI-索引材料期刊至少发表475篇论文的全球机构中，论文平均被引用率（www.in-cites.com/research/2003/march_10_2003-2.html）最高的前六名都是美国机构。其排名分别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15.64）、加州理工学院（9.95）、IBM公司（9.69）、麻省理工学院（9.39）、康乃尔大学（9.39）、宾州大学（9.27）。成绩遥遥领先的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2000年在物理（半导体异质结构科技）、化学（导电塑胶科技）各产生一名诺贝尔奖得主。
以0-100分的表现而论，台湾的科学导向材料研究与产业的表现是零分水准，长期以来多领域研究是最弱的一环研究，至于工程导向的高级材料的研究表现则可从几乎完全依赖日本等国所进口的相关材料而得知。纵使如此，台湾的大学的材料研究所却数度宣称离世界一流不远。在国际学术圈可有可无的一群人，自己在门内一再呼吁「世界一流指日可待」，难道如此也可以获世人注目？为什么这些不相称的情形会出现在所谓的知识圈里？这不是说明相关的「专业管理研究水准是雾煞煞」！
国内商学院、管理学院的教师指导不少研究生从事科技产业的研究，其中一部份的毕业论文甚至编成系列书籍。笔者的同事曾经看过这类书，结果赠予「童言无忌」、「令人倾倒」的结论。如果大学的研究人员所发表文章的格式，忠实地依循学术性作品基本之规范，但文章的内容却有常识不足之虞，这种作品不是国际学术界的异类？如果国内的大学长期维持如此的水准，百姓何能期望大学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产业界人士回大学修管理课程是各国的常态，根据本地专研科技产业的学者所写的文章，他(她)们对产业的了解是滞留在研读高阶经理管理硕士班(EMBA)学生们的报告或新闻检索再汇整的层次，这些东西完全不是真正花功夫，极度欠缺深入研究各种可能造成公司或产业兴衰关键因素之宏观架构与思维的作品。
例如谈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8]，我们不少国内人士，把晶圆代工（IC Foundry）和其它的微电子制造业和代工行业混为一谈，这种驴马不分的水准真是让人喷饭。不少人说到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仍旧不脱出几个人在台北的豆浆店吃早餐，然后激荡出火花，接着再添加一些公司的沿革、营业额这类静态描述，东鳞西爪一番就接近尾声。台积电首创的创新商业模式，已经颠覆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可是我们的管理大师却被置身于外。首创专业晶圆制造事业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选择与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合写教案，这岂不是指出迷津？到底是不为或不能？
换帖不会提升专业研究水准
近年来国内的科技管理研究所经常组「海外游走团」，这种以边学边游览为名的游走团，由完全没有独立科研经历的科技管理研究教师带团，而且研究生多数没有工作经验。经常远游的教师，其旅费应该完全或绝大部分来自政府单位的补助。学生则是自费。政府每年补助完全没有科研经历的人士到国外考察科研单位，实在太令纳税人难以理解。笔者直接、间接从海外人员、外国政府官员与科技公司获知，对方对这种扰官、扰民的团体甚为无奈。近年来国内的管理学界各自赴大陆的学术单位参访非常频繁，结果大陆方面对这些各自行动、缺乏协调的游走团，已经麻木到不愿回覆的程度。这些现象和问题可看出，台湾一些学术圈太会搞花招、搞行销，而不是在思考。
目前台商对大陆重点大学所开授，收费高达每年三至四万余美元的高阶主管经营管理硕士（EMBA）班超感兴趣，特别是若有大陆官员共厢盛举时，更是会趋之若鹜。仅从这个对比，大家不是更了解何谓教育或管理教育？在课堂上与同行平起平座并以同窗的身份交流，这才是时下许多企业界经理人愿意回学校的最大诱因。然而，真正的课堂绝对不是「换帖俱乐部」，也不是包打听的场所，更不是教师替利益团体游说的媒界中心。国内不少管理学界的人士、智库，却经常成为工研院、经济部等单位的「文宣筒」和「鼓掌部队」。花一些时间作文、鼓掌，这当然与利益有关。可是我们整体的知识产业与政策，却在人脉文化与专业管理不足下，逐渐地失掉焦点与转型、提升的机会。台湾必须加强智慧财产上的投资，必须针对国内过时、争议的产业政策和法规做深入研究，其中自然需要先从事学术研究。然而，这些学术界人士至今仍没有针对代表性的厂商和值得国内外中小企业师法的国家的厂商（如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做出如Granstrand教授的研究。明显的，时间绝对不是交不出成果的因素，国内学术界的时间反到是多的用不完，故可以不断介入各种活动。
学术界在关键期不但缺席甚至出卖灵魂
台湾以不同型式的加工出口区带动产业的转型，过去这种颇创新的产业发展的作法，让「台湾制」的产品在国际间写下颇风光的历史。政府一直以免税，以及各种租税优惠来培植产业，可是我们的大学却没有政策研究、标竿研究，以宏观格局与思维检视各种指标、人力资源的投资、资源分配、永续经济成长等等项目。我们的经济部为奖励新兴产业，多年来不知设计出多少种「新兴重要策略性产业」，并给予非常优厚的租税优惠条件。可是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主事的官员和配合演出的商学院教师，到底对这些重要策略性产业累绩了多少常识？真正做过多少有益国民福祉，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研究成果？我们的学术界、财团法人研究机构，在拟定政策前，究竟花掉多少钱？到底搞出什么名堂？为什么从来没有官员，以及学者们仔细的评估与提出检讨报告？这类型研究，是另类却非常重要的知识产业的管理工作。
政府的出版品是一种检视政府功能的依据。经济部2002年4月创立《创业、创新、育成》专业杂志（www.moeasmea.gov.tw/Data_Service/main.asp），这类型的杂志应当不是文宣品，否则似乎沦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较适合发行的刊物。为这本政府杂志撰写作品的人士，其中不乏是国内商学院或所谓的科技管理研究所的教师。可是这些文章的水准、资讯，甚至不及国内产经报纸、杂志的专题报导，更远不如科技先进国的相关专业记者、作家，刊登在代表性国际期刊、免费杂志上的报导或广告。经济部推动创新、育成方案，无形资产的量化价值，才是这些政策方案的衡量依据。可是经济部的新刊物，几乎没有提供这种具体的成果，因此难以判断搞这些方案有何意义。
台湾在1990年以后的经济发展，要靠科技进展的贡献度，要逐渐靠无形资产的具体贡献度，而不是不断地想办法，花大把钞票去国外买技术回来量产。租税优惠、创新搞了这么多年下来，整个过程与参与策划的人士，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种官员，很多人都可以做。这种政策，找学生写也能交差。政府官员和非常特定的非科研层性的学术界人士，不断地给长期操旧业的工研院高度的赞赏，然而他（她）们却不知道要仔细分析，工研院究竟产生什么保护良好的科技、基础性专利、强专利组合？其产出与所投入的效益比又是如何？工研院最被外人称道的是电机、电子领域，可是却没有令国际重视的「保护良好科技」。「研发单位少有保护良好的科技，这种国家投资结晶难道是台湾式的知识经济？」
相对的，日本最着名的科技产业也是消费性电子产业。日本通产省所策动最着名的大型计划，当属1976-1979年执行，由政府和民间各自分摊一半资金，总金额3.12亿美元的超大型积体电路计划。这极成功的计划，不但使日本在DRAM与相关产业的实力超越美国，更彻底改变全球的消费性电子产业的版块。若将美国当时及现在的国民平均所得变动计入，前述日本计划的一年总经费约折合现今台币70亿，而仅接近工研院现今一年总经费的三分之一而己！工研院所谓的研发绩效和总花费之差的落差是天文级数字！但，若没有国外大厂的奥援和付出庞大的权利金，台湾的DRAM产业不久便会倒地不起。以创新商业模式切入市场的台积电，至今仍受惠于大股东荷商飞利浦公司的基础性专利的保护。这些难道不足戳破工研院的研发绩效吗？为什么我们的管理学界和其它社会科学界仍大量引用「研发恐龙」的资讯？先进国政府级研发单位的绩效大多由专长在生产力的经济学家来鉴定，然而台湾却出现一堆专长在营运效率的企管学界来歌颂，这岂又是「文化因素」？
台湾的学术界热衷泛政治化的活动，这种情形随着国民所得的增加、解除戒严后更是明显。学术界人士为政府单位作文、擦化妆品，这是不进步国家的典型象徵。学术界人士过度投入泛政治化议题，只不过公然表态，学术已是无聊化、庸俗化。国内学术界经常参与争论社会议题的人士，不少人在学术、课堂的教学是恶名昭彰，可是一般的民众却不清楚真相。学术界人士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应当以公共政策研究的成果来表现。公共政策的研究成果属公共财产，因此提供给任何需求者都是一致的。台湾患得患失的学术界人士，喜欢介入政治圈、政治事务，这已经暗示这些人不熟悉公共政策与公共政策研究，这种情形是民主社会之恶。我们的过程、作法、人脉、准则，始终是黑箱作业为多，也不知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学者、专家，一而再、再而三的介入各种不同领域。永续经营不可能以人脉文化行之，永续发展学术界首先要做好专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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