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圣召—文化使命的诠说（三）
入世而不属世
如果基督教完全沦为了一种只是指引人们现世思考与行为的结构，这固然是一种严重的信仰危机。然而，每一个时代的信徒几乎都会面临一种抉择，就是要不要回应世界、参与当代社会和文化、并进行深度的对话？对王明道之类的基要派来说，若是要回应这样的世俗召唤，无异是随着魔鬼的歌声起舞。因为，就诚如学者吴利民所评论的，在王明道「对来生的希望中隐藏着对世界的一切一种不由分说的指责，包括所有人类的文化和社会组织。」但是对于那些鄙弃「圣俗二元论」与肯定现世的人来说，面对现世的召唤却是信仰上的一项责任与使命。虽然它带着尘世化的诱惑，却是一种无可选择的信仰考验。
许多基督徒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入世」与「属世」之间的区别。在韦伯（Max Weber）就儒家与清教徒的比较研究中，就曾经清晰的对照出了清教徒的入世召唤。按照韦伯的看法，儒家是不必「入」世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此世」（this-worldly）。而且，儒家并没有另一个形上世界，根本无从发生一种由「彼世」（other-worldly ）入世的过程。相反的，清教徒却有一个「彼世」，而且这个「彼世」并非与「此世」互不相干的。清教徒一方面被要求「入」世；另一方面，却被要求不能「属」世。「属」世意谓着一个人完全缺乏超越意识，只是努力于认同及结合现世既存的结构、道德与价值体系；「入」世则是要求抱持着「彼世」的道德与价值理念来生活于此一凡俗世界。
对于儒家来说，现世并非没有罪恶；然而现世的罪恶并无需求助于「彼世」来解决。韦伯相信，这导致了儒家只是努力于认同及结合现存世界的政治暨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从而缺乏一种强而有力的批判意识。相反的，基督教中的超越意识则为清教徒们提供了衡量现世的尺度、批判现世的泉源、以及改造现世的动力。在「彼世」的对照下，「此世」当然显得污秽不堪、亟待改造；而所有的「传统」与任何形式的既存「权威」也都失去了神圣性。按着清教徒的圣召，他们不得不依照上帝的道德与价值来改造凡俗世界了。
这个道理如果应用在台湾或现代社会，就可以成为基督徒积极面对教育问题、毒品与犯罪、环保问题、卫生医疗、权力政治、道德沦落以及关怀人身自由与民主化等「文化使命」的信仰理据了。相反的，对于那些禀持「出世圣召」的许多台湾教会而言，同样也未尝发生一种「入」世的过程。因此，在超俗世上帝的命令与凡俗世界的罪恶之间，存在的恐怕只是一种「疏离性」而非「紧张性」了。这样的基督徒就一如王明道的基要信念，在对人类文化与社会组织的「不由分说的指责」下，而日愈与教会以外的社会和凡俗世界二元划分与区隔了。在他们的推论中，现世的各个领域都已经遭致罪的全面污染，信徒理当只有自洁以等待末世的救赎。他们也不相信任何社会方案或政治改革能真正圆满的解决人生的问题；相反的，社会与政治上的种种问题，乃根源于各个人深层的罪性。因而，基督徒既没有「社会责任」、也不存在什么「文化使命」了。
「圣工」观念的扭曲
更进一步的，我们不难发现，「文化使命」的低落与「圣工」观念的遭到扭曲，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原本在中古时期，天主教会就充斥着「圣俗二元论」。并且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里面的工作称为「圣工」，而在教会里面工作的人叫作「圣职」，至于神父、修士则称为「神的仆人」。而社会上那些担任政府官员、从事工商买卖、或是务农与管家等的工作呢？当然就是「俗务」与「俗职」，而从事者更没有资格称为「神的仆人」了。如此一来，基督徒在教会以外的世俗职业以及社会角色，显然就都丧失了在信仰意义上的神圣性。
衡诸今天的台湾教会，虽然少有人敢公开承认以牧师及传道人为「圣品」的观念，但宗教改革以来的「信徒皆祭司」的信念已经名存实亡，甚至返回到「旧教」的错误了。犹记得当笔者尚在读硕士班时，就曾虚心请教过一位神学院院长，笔者表示自己所学的专业是政治，而「应该如何装备自己、为主所用呢？」结果这位大有名气的院长竟然眯着眼睛，笑着对笔者说道，「学政治的，怎么事奉神呢？！」他的话使笔者黯然离开，并且带着一份自卑感。这位院长的「圣工」观念是很明显的，他所期望于笔者的只是「放下世界」、「蒙召」作全职传道，然后到他的神学院报到。
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只有献身全职传道才称作是「蒙召」吗？为什么在台湾教会中，很少听闻献身作老师、作商人、作社工、作记者、作艺术家，或是作政治家也是「蒙召」呢？难道从事这些工作的信徒都是凭己意行、而没有来自上帝的任何「圣召」吗？如果他们定意在自己的专业与工作上荣耀上帝，那么他们不也是应该被按立、祝福和分别为圣的「神的仆人」吗？又难道圣徒在文化上荣耀神的「圣召」次等于全职传道人在教会中荣耀神的「圣召」吗？
台湾教会就在这样一种怪异的的属灵文化下，一方面，形成了一种以牧师与传道人为中心的属灵结构体。另一方面，这个属灵的结构体也过度发展成「教会导向」（church-oriented ），而非「国度导向」（Kingdom-oriented）。在上帝国度的事工上，教会的牧师与传道人不只是「豫定」了要成为「火车头」、或「跷跷板」的中心，更也是一个在永恒意义上的「属灵的专家」。甚至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只要确实有来自上帝的「圣召」，牧师与传道人就不可能不是「属灵的专家」。因而，无论他们是如何的「贤不肖」或「能与不能」，信徒都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环绕着他们，帮助他们、顺服他们，甚至是忍受他们与等待他们。难怪！在许多人的诊断下，台湾教会荒凉的原因竟是「群羊流离失所，没有牧人。」而当前台湾教会与神学院的紧急任务，就是呼召更多的全职事奉者成为工人了。
圣工与圣召的真谛
我们不禁要问，「圣工」与「圣召」的真谛到底是如何呢？按照路德与喀尔文的体会，一个教师若是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表现当作是一种信仰见证，那么他就已经是在作「圣工」了。而一个商人若是将他的职业当作信仰的考验，或者他确有一个单纯的心志要为上帝赚钱，那么，他所领受的召唤就是百分之百的「圣职」了。同样的，一个参与政治或是投身于其它「文化使命」的人，若是所言所行都为了要彰显上帝的慈爱与公义，并且他们照着上帝的旨意、靠着上帝的恩典与能力，那么，这些「圣徒」就都领受了「圣召」、也都是不折不扣的「神的仆人」了。
虽然上帝也藉着人类的制度来工作，但严格的来说，从新约神学而言，基督徒的「圣召」并无现时的所谓的「全职」或「带职」的区别。它们无宁是后来制度的发展结果。事实上，基督徒只有一个「圣召」，就是荣耀与见证上帝。而依照笔者个人的诠释，它又有两个不可分离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大使命」，就是领人归主、广传福音与灵命造就。这是所有基督徒责无旁贷的「基要的呼召」（the Fundamental Calling）。任何一个只要是清楚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无可例外的要努力于领人归主、广传福音与灵命造就。
至于第二个部分则是属于「文化使命」的「个别的呼召」（particular callings）。它可能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职务与事业 ，也可能是职业以外的其它有负担与使命感的专业与工作。这种「个别的呼召」同样也是每一个信徒都必需面对的，即使是牧师与传道人也不能豁免于在「文化使命」上的寻求与实践。只是上帝对每一个信徒的呼召内涵是有所差异的。上帝可能要某些信徒去推动政治与社会改革，但并未将这个呼召给每一个信徒。而对于另一些信徒来说，上帝的「个别的呼召」却可能是去从事教育、谘商、学术、传播、艺术、环保或是经商。也就是说，这样的「个别的呼召」是容许差异，可以多元选择的。以此而论，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对「圣工」的新认识。就是当一个人立志在污浊的商场上荣耀神的信实与清洁、或是献身成为整合信仰与文化的学术尖兵、或是出于上帝的爱而给学生们作额外的课业辅导、或是按着上帝的正义挺身为二二八的冤屈讲话、或是像影片「火战车」中那位努力争取奥运金牌的准传教士，虽然这样的人或许尚未向同事、朋友或学生们分享《属灵的四个定律》或开查经班与布道会，他也已经是在作「圣工」了。
耶稣对「圣工」的体会不也是这样吗？在〈马太福音〉的第二五章三五至四○节中，他清楚的说道，对于那些出于慈爱的救助与关怀的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这里所谓的「弟兄」并不专指基督徒）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耶稣清楚的明白，现世虽没有真正的「圣善」，但若是出于怜悯、并为了上帝的荣耀，即使是给最小的弟兄一杯凉水，那就是「圣善」了。
下期待续
本文作者叶仁昌教授任职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
作者是卫兰团契晚堂「生命的需要」专题讲员
本文原载于《迈向台湾的神学建构》及作者个人网页，经作者授权本中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