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性的神学催生—上班族的救赎（终）
科层体制：理性化的「机器」
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早已指出了，现代社会的根本核心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创造了社会「科学」，理性化也创造了科层体制，而科层体制再加上喀尔文的新教伦理，则又助长了现代资本主义。因此，他指出，这是一个「迷幛解除的世界」（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在理性的宰制下，揭开了一切神秘的面纱。这里不再有狂飙、幻想、圣神与巫师。最伟大的存在就将只是象徵着理性纪律最高成就的科层体制了。换句话说，韦伯相信，再也没有英雄和大师了，只有一个大「机器」。
马库色（Herbert Marcuse）则更进一步的看出来，甚至是艺术、文化与教育也受到了工具理性的洗礼。它们也完全变质了。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出现了许多「教育机器」、「文化机器」和「艺术机器」。这里所谓的「机器」，是指教育内容、文化表徵与艺术成品，就好似机器产品一样地被标准化、规模化与商业化的生产。事实上，在这部「机器」中所放入的「原料」与「作业流程」，根本就已经决定了「产品」的一切特质。它当然失去了个别差异与独特性。更糟的是，教育､文化与艺术等「产品」的内涵、特徵与评价，处处根据于规模经济与商业利益来衡量。
教育、文化与艺术的「零件」化
另一方面，教育、文化与艺术也几乎成了整个社会机器里的一些「零件」。这些零件是不能自主的，它们必需在社会机器中讨生活与找出路，甚至是寻索自己的意义。它们说了许多「机器语言」。就像一只鹦鹉般地，以为是一己自由自在的表达，其实只是在回应「制度主人」所教导和期待的语言罢了。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文化与艺术虽然享有所谓的自由，但是却处处在技术理性、架构与既存体制的桎梏中。虽然它们还可以扮演代表不同意见的抗议者，但是对于技术理性、架构与既存体制的「有效的不同意」却几乎不可能。
然而，我们深信，真正的自由是个体全人的释放，包括了灵、魂和体。真正的自由不只是能够对社会的「规矩」、思想的框框以及既存的体制说「不」，而且能在说「不」以后，还享有生活的尊严、权利与福址。真正的自由是能够自在地作他自己。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上班族每天活的都不是他自己。他为体制、上司和老板而活。如果他想抗拒、要作他自己，很快地就会尝到体制、上司或是老板的各种形式的「惩罚」与「精神治疗」。为此，他丧失了行动自主、言论自主与思想自主，甚至，有时还要付上道德自主，譬如是说谎、作假帐或是送红包。
上班族与虚假的快乐意识
这样的现代人不可能喜乐。但是现代社会却用丰富的物质享受、高绩效成就、高利润以及高报酬，让我们以为「快乐」。然而，当人们独处与反省时，可以很快的就揭开了这种虚假的快乐意识。因为在实质上，人心所充满的是焦虑、挫折、恐惧、憎恨、压力与不满足。但是这样的觉醒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意义。因为，快乐的定义正日复一日的严重扭曲中。这一方面得归功于商业广告的强大力量。它们每天如「耳提面命」般地在教育我们什么是「快乐」。另一方面，则由于人性愈来愈像「物」性，以至于物质欲望或是肉体与感官的满足，就经常被现代人诠释为「快乐」了。而为了因应这种物质欲望或是肉体、感官满足的需要，现代社会发展了精致而普遍的「消费天堂」与「娱乐工业」，譬如是电视、音响､影碟､电动玩具、卡拉OK､MTV 或是 KTV。
这种虚假的快乐意识，最可怕之处，就是它对人的麻痹性。而一旦以为这就是快乐，便再也不去追求真正的喜乐了。另一方面，这种麻痹性也使得人们像中吗啡一样，他必需更为依赖「消费天堂」与「娱乐工业」，才能维持既有的「快乐」水平。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上班与工作实在有许多无奈、压力、紧张和挫折。尤其，工作成品与经营对象往往与自我是高度疏离的。它们通常所反映和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我」。而为了迁就现实的权力关系、人情世故，以及技术理性对于经济效益和整体利益的考量，上班族老早已经放弃了一个真实、朴质、道德与理想的「我」。因此，上班几乎不可能是快乐的时间。它只能不断地用高绩效、高利润以及高报酬来创造虚假的快乐意识。
那么休闲的时间快乐吗？有时是的。不过，现代的上班族在长时间的自我疏离下，往往难以立刻恢复。通常他并不能够真正放松，享受自我。而只能「被动的放松」（passive relaxation），接受「消费天堂」与「娱乐工业」式的快乐。这种休闲与娱乐的特徵，是毫无思想与创造性。它所提供的只是笑料、气氛、动作和声光。这不正是充斥着现代社会的千百种「游戏」中的不变的内涵吗？更可悲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休闲的基本意义，并不是享受自我，竟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换句话说，休闲不过是为了明天的劳动作准备。因此，现代休闲的第一原则就是「及时行乐」了，并没有多大的勇气想像明天。
结语：为人性的神学催生
总括来说，现代的上班族实在是悲哀的。他们被剥夺了真正的理性､自由与喜乐，充满了一颗颗压伤的灵魂。然而，这样一个「剥夺」的体制却几乎没有改革或祛除的可能。人无可选择的必需去面对它。但是在面对之后，还可以残存多少的「人」性呢？或者说，还可以残存多少上帝所赋予人类的「主体性」呢？这不只是现代神学的挑战，事实上，也是福音在当前所面临的莫大考验。因而，笔者在此愿再次呼吁，为台湾的人性的神学催生，好让我们的上班族真正成为上帝的荣耀的儿女。
本文作者叶仁昌教授任职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是卫兰团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专题讲员
本文原载于《迈向台湾的神学建构》及作者个人网页，经作者授权本中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