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與社會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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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願進入勞改營也不願當學術買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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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已經開始了,暑假是很多大學老師出國旅遊的熱門時期;但對於一些還有研究生沒有畢業的老師來說,暑假卻是最漫長痛苦的一段日子,因為他們得隨時承接學生寫好的文稿,並且盡快地看完、提供修改建議給他們,以便同學們能夠順利在八月底開學前完成口試。

上週和幾個暑假還在與研究生論文一同奮鬥的老師聚會,有老師就說從在大學教書以來,幾乎每個暑假跟同學耗在論文上,十分痛苦。特別是自己很早就提醒學生一定要在某某時間內完成哪些進度,或是好言相勸希望他們不要擠在學期結束前兩三個月內才要動筆;可是很多學生最後還是「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動手」,又想在最短時間或當學期內畢業。有一個老師甚至還打趣地說:「一日為師、終身為奴」!

聽到「同行」的抱怨,身為「暑期論文勞改營」一員的我,心中雖然也會苦笑,但比起這些勞改營的夥伴,我想我還是幸運多了,因為我的學生比較不是那種平時玩樂、惡意拖延,再要求老師要讓他們當學期畢業的學生。他們之所以會「拖」到七月底才口試,通常是需要更多時間來釐清自己某些想法、磨練文字表達能力,或調整個論文的架構。

當然,與我們這群「暑期論文勞改營」的成員相比較,有些大學老師因為比較有經驗,知道怎樣協助研究生完成論文會比較有效率,所以不用和學生一起在酷熱的暑假活受罪;但就我所知,也有不少大學老師會很大方地讓他們的學生在論文根本還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就進行口試。

這類口試場景通常是:研究生慌慌張張地報告完他的論文後,口試委員以犀利無比的言詞指出他這篇論文結構如何不完整、研究方法如何漏洞百出,甚至根本都還沒有寫完就來口試!最後輪到他們指導教授講話的時候,不但沒有虛心檢討自己是否在口試前有完整看完學生的論文,並給予相關修改建議,還想盡辦法要與學生劃清界限,撇清責任關係。

每當我看到口試會場上演這種劇情的時候,就會提醒自己,寧可暑假進勞改營受罪,也不要當這種爛人。雖然我不是什麼紅牌老師,學問也不是頂好,但我總是期許自己可以盡力協助我的學生學到想學的東西,並且讓自己的論文達到碩士該有的基本水準。當他們畢業後,也可以很有自信地告訴自己,我的論文真的很用心完成了,而且有碩士該有的基本水準。

但我這種堅持在大學裡相當不討喜,因為有些研究生可能會認為,現在這個時代不是講終身學習、知識解放、沒有標準答案嗎?就然如此,為什麼課堂上老師還要求要念那麼多書、撰寫作業或論文還要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畢業?為什麼不能根據我自己成長經驗對某項議題陳述我的想法,就拿到學分或文憑?也有一些學生或認為:既然現在社會鼓勵「終身學習」,我能夠回來學校進修已經很不容易,因為要同時兼顧家庭、工作、健康、學業……,為什麼不能讓我自己決定想學什麼、想用多少時間學這些東西、想學到什麼程度就畢業?而要老師來評斷這些?

對於這些研究生提出的質疑,我覺得有些確實不無道理,事實上,這些議題也非常值得深入討論,但我暫時無法細談。在此我只想提出一個原則性的東西供大家思考:如果有人覺得「學位」可以作為不同學習階段的一個「客觀」認可、象徵或獎勵的話,是否就該達到該學習階段應有「客觀標準」?當然,我們可以針對獲取文憑的標準是否具有客觀性,能否觀照到多元智慧和能力表達方式進行深入的討論,但「尊重差異」與「包容多元」並不等於「諸事皆可」!

現在台灣高等教育令人憂心的,不是那些很認真地在為多元文化或經驗知識爭取應有發展空間或基本尊嚴的人,而是假借尊重學習者經驗知識或多元文化之名,行販賣文憑或謀取個人社會地位之實的「學術買辦」或「假學究」。因為這些人將常打著「尊重學習者」的旗幟,實際上卻是透過降低學習標準,或與學生一同打混摸魚的方式,招攬更多希望不費吹灰之力就拿到文憑的「顧客」上門,而這些作為長遠看來都是在戕害台灣高等教育的根基。如果真的要幫助多元學生學習,是否該提供的是多元的學習資源或彈性的修業制度,讓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生涯規劃,毫無時間限制地慢慢達成該有的學習目標,而非稀釋高等教育該有的品質?

就像李家同教授說的:「『一切從基本做起』,這本來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是並沒有人喜歡聽。理由很簡單,因為這種作法是相當不耀眼的。在科技上,我們總想要跟上先進國家的腳步,但卻忘記了我們的基礎科技不夠好,所以才沒有很輝煌的科技成就。……這就像是,一個骨瘦如柴的運動員,無論如何練習,都不會有很好的表現。我們必須回歸基本面,從最基本的地方做起,打好基礎,如此一來,努力才不會流於泡沫化,也才能真的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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