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道模式的再思---信仰的对话或宣告
教学理念的基本模式有两种：西方的对话模式和东方的宣告模式。前者常以希腊哲圣苏格拉底为师，通称为巴提亚式（Padia model ）教学法，后者为犹太希伯来教育的宣告模式（Herbaic model），亦为一般东方权威型态的教学方式。各个模式都有自己的先设要理，也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和特色。
巴提亚模式是假设知识和真理是先存在人心智中，教学目的无非是想藉着对话的过程，将因经验而混淆的理念，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使基本原理得着厘清。学生也可由此得着应有的知识。换句话说，教学不是灌输知识，乃是帮助学生发掘已先存在学生思想里的基本理念，只要他们能发现并将先存真理显明了，这样就是已达到教学的目的。教学的内容是知识的先存，教学的要点乃在于应用恰当的方法，将先存理念变成现时的知识。
希伯来的教育方法恰与巴提亚模式相反。它的假设是知识的根基乃在于神的启示，真理虽是先存但不在人的理念里而是在神的里面，这也正是人需要接受教导的原因。所以教育的重点乃在于权威性的宣告，学生只是领受者，自然应站在领受者的地位来接受教导，学习真理。
自从教会觉悟福音的使命，又对福音的宣扬作总结性的反省和整顿后，福音的传递也有形无形的跟着以上所述的两种模式发展。然而在当代盛行文化交流和宗教共存的精神下，对话型的巴提亚宣道模式似乎成了主流的模式。自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宗教与文化界之间的对话，在宣道和神学的文献中占据了极大篇幅。近几年来华人神学界更盛行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和沟通。这种运作中，国内的学人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研究趋向善意的姿态，如此便很明显的鼓励了所谓的「文化基督徒」的产生和增长。
「文化基督徒」虽是近年来的新名词，但其内容确实与五十年代天主教神学家所提出的「无名基督徒」（Anonymous Christians）大同小异，就是指那些在基督徒以外跟随基督及基督教训的人。「无名基督徒」虽跟随基督但他们并不自觉是基督的门徒，而是在基督教与异教的对话中，发现原来他们是跟随基督，所以他虽不承认基督是他们信仰的对象，但基督不会不承认他们，故称为「无名基督徒」，这是基督教神学家对他们的评论。无可否认的，不论是从传统神学来看或从被评为「无名基督徒」的角度来看，都有近乎荒唐之嫌，这种态度诚然是共存和综合神学的产物是有意无意的忽视和漠视了基督教信仰终极性。
「文化基督徒」的称谓较为口语化。一般来说，这个名词是这些人的自称。在这名词上已经很明显的表明他们对基督教真理的敬佩，也肯定了基督教在文化上的地位，更愿意融入在基督教的文化思潮中，但对基督教的救恩和教义却带着纯粹宾客的态度，未能认同及未能有所委身。换句话说，这些人虽承认基督教真理的价值，也愿接受基督教的薰陶，但这一切只限于在文化和社会性的境域中。教会界，特别是神学界对这些人，一般是采取热诚和欢迎的态度，所以在福音的使命上这般人也常是存着高度自制性的心态，宣道的模式也自然纯粹采用巴提亚的模式了。
无可否认基督教的真理影响了西洋文化，而西洋文化里的母体理念都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得着纯炼和肯定，但以纯文化和社会的层面来说，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也未曾不受西洋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所以文化层面而言，东、西方的对话只是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同质等量模式的交流和沟通。严格的来说，这是基督徒的本份但不是教会的使命，也不是教会宣道应有的模式。因为对话的结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虽是必然的，但决不是先设的（original intent）。教会的使命不是改变文化乃是在改变生命，使信徒蒙受救赎的生命，并能在各自的境域里改变和更充实人的生命、社会和文化。
从神学的观点来看，在普通恩典的范畴里，我们肯定了神的普通启示在各宗教里所显明的的同质与不等量的互助性。因在这个层面里宗教和文化虽有同质不等量的价值，但却仍是同质的物体。基于这种先设假定，宗教与宗教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必然会有对话和交流，以促进宗教和文化的内容和方法，在对话的过程中，将自己及对方的优点提升到至高至全的境界，这正是巴提亚模式的效用。
然而在特别启示和救恩的范畴里，无疑的，救恩是由神而来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 4：12）。这种宣告绝对不是无知的狂妄，乃是理性的明确和谦虚坦诚，所以这才是真正信仰的宣告。任何宗教信仰都不会在协商的交谈和对话中产生，乃是在坦诚的宣告和挑战中得着肯定性或抗拒性的回应。若是一位回教徒在宣称「只有一位真神就是阿拉」而阿拉只有一位先知，就是穆罕默德时，他不会觉得冒犯了他人；同样的，一位佛教徒也不会因在众人面前默念阿弥陀佛而觉得冒犯了他人。但为何基督徒却认为在宣称基督是惟一的救主时会触动众怒？信仰既是个人对造物主的坦诚宣告，它只有在评判别人时会触动了人的愤怒。其实，这个问题的症结乃在于教会在普通恩典和特别恩典理念的混淆。我们在普通恩典的范畴和架构里宣告特别恩典（救恩），而在特别恩典的范畴架构里与异教和异文化附和对话，其结果自然是特别悲惨并且得不偿失。
回到本文的主题，宣教应采取对话或宣告的模式，其实若宣教的目的是为分享信仰和信仰的真谛，那么在神特别恩典的架构下，我不能不委身于希伯来型的启示真理传递模式。若是宣道的目的只是为在宗教和文化层面上的交流和充实，那么巴提亚型对话自然是普通恩典和启示传递的最好模式。但基督徒是福音使者，应当常记念保罗的话，「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架落了空。」（林前 1：17）。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对话式宣教所造成的共评主义的综合神学和普救主义，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若宣道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文化基督徒」，那么保罗的定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林前 2：2），就真的是多余也真的落了空。所以在传扬基督福音的事工上，我们虽用诸般的智慧和诸般的方法，但最终的目的仍是「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西 1：28）。容我再说一次：文化的充实、社会的更新是福音的必然后果，但不是福音的目的和导向。让我们勇敢的举起救恩的杯，宣扬耶和华的名（诗 116：13）。
本文作者为美国洛杉矶国际神学院院长
参考：美国洛杉矶国际神学院（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